那天傍晚下了一场雨,他们在她住的那栋楼底下的梧桐树下躲雨,躲着躲着,他吻了她。
不是第一次吻,可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两个人都知道再往下会发生什么。
她靠在梧桐树干上,树皮硌着后背,雨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滴在她脸上,滴在他手背上。
关楼门前十分钟,看门阿姨的手电筒从楼门口扫过来,一道白光,照在他们身上。
两个人同时把手缩了回去。看门阿姨在那头喊:“几点了还不回来!”她红着脸要跑,他把那把撑开的伞塞进她手里,自己淋着雨走了。
那就是最后一次了。
一个月后他拿到了雾港的工作室邀约,走了。
走的那天下雨,她去送他,两个人在机场大巴的站台上站了半天,谁也没说留,谁也没说等。
她把那天晚上他借给她的那把伞还给了他,他接过去,撑开,又合上,什么也没说,上了车。
后来她把那条红裙子叠好,连同天台上那张照片和他写的几张字条,还有他留下的一卷胶卷,一起装进一个旧鞋盒里,用胶带封了一圈又一圈。
她妈是图书馆员,一辈子跟书和卡片打交道,说话很轻,做事很稳。她毕业回家那年,她妈看着她,说了一句话:“女孩子要稳当。”
她没顶嘴。她妈说得也没错。光脚在草坪上跑,半夜爬天台,穿红裙子转圈,这些事后来想起来她脸都发烫。太用力了,跟驹子一样。
后来她就稳当了。
她剪短了头发,换了衣柜里所有的衣服,米白,浅灰,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了几年编辑。
二十六岁那年春天,她在一场读书会上遇见一个话很少的男人,他看起来很稳,稳得像一根梁。
九个月后,她嫁给了他。
婚后第二年,她辞了职,开了这家书店。
婚礼那天,她妈帮她整理头纱,手指在她鬓角停了一下,轻声说:“这回好了,你稳当了。”她妈很少笑,那天笑了,笑得眼角都是纹。
她看着镜子里穿婚纱的自己,也笑了,嘴角提到该提的地方。
她没往下想。
那个鞋盒,她搬家的时候亲手塞到了新家衣柜的最顶上,前面挡了两床被子。六年多,她一次都没有拿下来过。
接下来的三个礼拜,他们见了很多次。
每一次都有理由。
选片,他带了一大箱样片来,摊在书店里间的长桌上,两个人一张一张地挑,挑到天黑。
量墙,他拿着卷尺在那面墙上比来比去,让她站在对面看,问她这个高度行不行,那个间距行不行。
定海报,改展签,算灯光,联系装裱厂。
选片那天出了一件事。
那是一个周四的晚上,小满已经走了,里间的长桌上铺满了样片,一张压着一张。
她在一沓渔港的照片底下,摸到一张小一点的,边角已经卷了,颜色也旧了,发黄,是那种老胶片冲出来的颗粒。
照片上是一个女孩,站在一个天台的水泥边沿上,背后是灰蓝色的天。
她穿着一条正红色的裙子,裙摆被风吹得鼓起来,一只手按着裙子,另一只手伸向镜头,像是要去抢那台相机。
她张着嘴在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头发乱糟糟地糊了半张脸。
她拿着那张照片,拇指压着卷起来的那个角。
他在对面整理灯光图,抬头看了一眼,看见她手里的东西,手上停了停。
“怎么混进去了。”他说,伸手要拿回去。
她没给。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是他的字,铅笔,很潦草:天台,五月,她说要抢我的相机。
“这张不展。这张是我的。”
“这是我。”
“是你。”他看着她,“可它是我的。”
她把照片放回桌上,推到他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