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老师又叫“民办”老师,这个“民办”的由来,有个过程。
那时候,民办小学起源于“耕读小学”。
“耕读小学”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为对象,办的是半耕半读的学习班,学小学的语文、数学这些课程。
后来,“耕读小学”全部改成了民办小学,主要解决那些不能去公社完小上学的孩子的上学问题。
所谓“民办”,主要指教师的报酬形式——由生产队支付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一点学习费。
邓红当上民办老师后,每天挣10分,按一年360天算,生产队每年补助他3600工分。
每月,他还能从县教育局领10元现金。
这笔收入,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大款”了,好多农民干一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
即便已经习惯了教师岗位,邓红还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按时起来,洗脸刷牙。
也就是这个当儿,他总会打开那台破收音机,听“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
1977年10月21日的那个早上,音乐响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竟然以头条新闻,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邓红一下子愣在原地,手里的牙刷悬在半空。
他保持着刷牙的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把整条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完,才缓缓把嘴里的牙膏沫子吐掉。
那一瞬间,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擂鼓一样响。
原来,那团在心里烧了一路的火,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中午,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邓红,你妈妈打电话要你赶快回城里,有重要事情!
当时农村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重要事情都是靠广播通知的。
邓红这才知道,家里人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等交接完手头的教学工作,处理好休假手续,邓红便踏上了回乡的路。
两天后回到城里,他这才发现,隆昌城里的高考热,已经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二姐早已开始备考,桌子上堆满了高中各科的教科书和复习资料,密密麻麻全是笔记。
跟邓红同年的亲戚家的小表叔,已经干脆脱产复习,什么都不干,就剩啃书。
隆昌一中更是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教室里挤满了人。
邓红站在街口,看着满城匆匆忙忙的年轻人,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
他盘算了一下:自己下乡两年多,理科知识已经荒芜了一大片,重新捡起来谈何容易。
他犹豫了整整三天,最后决定,报考文科。
可填志愿的当儿,他又琢磨开了——文科毕业生,教书的可能性极大,教的还是语文、历史这些。
与其站在讲台上教别人历史,还不如自己上场踢球,将来率领一支足球队,在球场上鏖战群雄,不也是威风得很?
于是,缘于一股莫名的冲动,邓红当场拍板,填报了体育学院。
当年的四川省高考制度规定,考前能填报6个志愿,但体育艺术类的学院,必须填为第一志愿。
邓红的6个高考志愿,就这么定了下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云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宜宾师专。
四川省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0日与11日。
考试前的一个来月,邓红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
他跟姐姐、小表叔一起复习,交流经验。
后两位都考理科,跟邓红关系不大,他基本上是各啃各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做了一年教师的邓红,有着旁人没有的清晰规划。
他给自己定下的备考战略战术,只有十六个字:不管语文、抢背政治、猛攻数学、最后几天抓史地。
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逻辑。
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的积累,作文靠的是文笔和读书量,短期突击复习用处不大。
政治复习,主要依靠当时一些热心肠编的复习资料,抓住重点背就完了。
数学,他毕业两年多没碰过,尽管底子还不错,可要把高中两年学过的部分重新捡起来,大概就要20来天。
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幸好还没有丢,考前全部看一遍,大概就没问题了。
1977年12月10日,考试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