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昌的文科考场,设在隆昌二中。
邓红走进考场,坐下,摊开试卷,深吸一口气,提笔就写。
考试的自邓红感觉,还不错。
不过,由于民办小学还没有放假,邓红考完试,当天马上又赶回了生产队。
一路上,邓红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自己没考上,还得继续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当农民,接着挣那3600工分。
这个念头,让他每写一笔都格外用力。
12月的某一天,公社突然通知邓红:他过了高考合格线,马上要去县里体检,报考体育学院的,还要考体育专项。
邓红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赶到县城,参加了体检,又看见县教育局门口贴着一张通知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第二天,在县体育场,考体育专项。
第二天一大早,邓红从箱子底下翻出当年打球穿的那身衣服,一件件套上。
他找出一只足球,又跑到合川二中,跟体育老师借了一双跑鞋。
然后,他兴冲冲地往县体育场跑。
到了体育场,他抬头一看,傻了眼。
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全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个女生,县篮球队的主力;另一个,就是他邓红。
原来,当年因为是第一次高考,一开始异常重视文化成绩,必须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体育院校的专项考试。
殊不知,四川省的体育院校招生名额一共有300多个,而报考了体育学院、又同时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才60多人。
后来邓红才听说,为了补足考生空缺,体育专业的高考合格线,一口气降了50分。
考生虽然只有两个,考官阵容却不能马虎。
现场来了几个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加上内江地区体委的领导,再加上本地县体委的官员,邓红粗略数了数,考官大约有十几个。
两个考生,十几个考官,这场面,光是摆出来就够吓人的。
体育专项考试分身体素质测验和专业考试。
身体素质考4项:100米,13秒5及格,邓红拼了命地冲,跑了12秒9;垂直跳高,50公分及格,他猛地一跃,跳了70公分。
引体向上,10个及格,邓红咬着牙一个个往上拉,拉到第9个,胳膊抖得跟筛糠似的,愣是没拉上第10个。
立卧伸,要求1分钟做25个,邓红像装了弹簧一样,一口气做了40个。
考足球专业时,县体育老师不懂足球,一时没辙,只好临时找了一个看热闹的来试脚。
这个看热闹的,是下放到隆昌的重庆下乡知青,跟邓红一样,参加过1973年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是重庆中学生队的队员。
两个人在球场上一碰面,先是一愣,随即都笑了——老熟人。
这样的考试,是“文革”后的头一回,大家都觉得新奇,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
不到半天功夫,县体育场边就黑压压地围了一片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邓红在球场上左冲右突,把球一次次送进对方门里,场边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在发烫,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深夜苦读,都化成了脚下那颗滚动的足球。
邓红和那位女生,那一天,出尽了风头。
夜色四合的时候,邓红抱着那只足球,坐在县体育场的看台上,久久没有起身。
远处,隆昌城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他不知道成绩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
可他心里清楚,那个被冰封了十年的梦,终于开始解冻了。
而远在山西,孙葆丽同样在等着那个改变命运的消息。
她想起父亲那夜被寒风吹红的眼睛,想起车间里轰鸣的车床,想起那张1974年的试卷。
1977年的冬天,冷得让人发抖。
可就是在这个寒冬里,千千万万个像孙葆丽、像邓红一样的年轻人,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春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