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轰鸣的车床旁,邓红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嫁人、生娃、当一辈子工人。
可那天夜里之后,邓红的心里突然燃起了一团火,怎么都浇不灭。
邓红白天照常上班,下班以后,就趴在宿舍的床上,翻开父亲当年给邓红找的那些课本,一页一页地啃。
车床的轰鸣声、铁屑的飞溅声、工友们的说笑声,都变成了邓红身后的背景音。
邓红报考的是体育专项,可体育专项也要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文化课过不了及格线,体育考得再好也没用。
好在这些年,父亲一直紧抓着邓红的学习不放松,邓红的底子没有丢。
文化科目考试结束后不久,邓红参加了体育专项考试。
考试由一般身体素质考试和专项能力测试组成,内容不算难,邓红很顺利地过了关。
说来也怪,体育考试过了就过了,印象反而不如文化课考试深刻。
真正让邓红记了一辈子的,是考试前那个反复在车间里问自己的问题——邓红到底能不能考上、配不配得上父亲那一夜的奔波?
而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有一个人,对体育专项考试的印象,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
因为全县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只有他和另一名考生两个人。
结果光监考老师就有十几位,看热闹的人更是多到数不清,那一天,让邓红出尽了风头。
邓红出生于1958年11月,自称是半个隆昌人。
他出生在四川隆昌县城中心街,后来历经辗转,才回到父亲的故乡——四川合川县城安家。
邓红对体育的热爱与天赋,不是一天长起来的,而是一点一点,踢出来的。
初中一年级,他开始参加校队踢球,在球场上像个不要命的野马,一路从校队踢进了县青少年足球队、县中学生足球代表队。
后来,他甚至代表江津地区,参加了省级比赛。
就这样,除了文化知识,邓红身上还多了一样别人抢不走的硬通货——足球特长。
1975年7月,邓红高中毕业,不出意外地来到母亲的家乡隆昌县插队。
当时四川省知识青年下乡,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知青点,知识青年以父母所在的单位或居住地区为中心,结成知青点,集体生活,集体劳动。
另一种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个人到某个生产队去安家落户,单独生活,与农民一起劳动。
知识青年插的是队,也就是生产队,而不是插户,并入社员户口里。
大队,是知识青年落脚并赖以生存的根本。
邓红插队的地方,全称叫隆昌县黄家区复兴公社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
当时的黄家区所在地叫黄家场,是隆昌县最偏僻的一个区,素有隆昌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之称。
而复兴公社,又是黄家区几个公社里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
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邓红干足了一年光景,自始至终没让书离过手。
1976年夏天,大队的满书记,找到了正在柴棚里劈树枝烧水的邓红。
满书记说:小邓啊,有这么一件事跟你说。
邓红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柴刀起身,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自己是不是哪里惹了事?
满书记说:咱大队民办小学的陈老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了,大队开会研究,准备让你去当小学老师,试试。
试试就试试。
就这样,18岁的邓红,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对于这从天而降的重任,邓红并不畏惧。
他体育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合川一中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是全班的尖子生。
高中毕业时,他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这些大部头名着。
只是时运不济,“文革”教育制度改革,居然把高中缩短成了两年,这让邓红多多少少有些埋怨,总觉得该学的还没学够。
邓红敏锐地觉得,世道要变了。
他回城把当年高中学过的课本一股脑翻了出来,带回乡里,在煤油灯下,一点一点地把丢失的记忆捡回来。
求知若渴的邓红,甚至在社员家里翻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
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这些诗篇,被他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