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那里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沈知微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咨询窗口迎来了她做志愿者以来第一个真正经手的案子。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一对母女走进来,母亲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洗旧的棉袄,女儿二十出头,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文件袋。她们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看上去有些犹豫,最后是女儿先开口的,声音很小,问她能不能帮她们看一下一份租赁合同。
沈知微把她们请到旁边的接待桌坐下来。母亲一直低着头搓手指,女儿把文件袋打开,取出一份几页纸的合同复印件放在桌面上。沈知微翻了两页,是城南一个老小区底商的租赁合同,租期五年,押金两万,租金按季度支付。合同本身没太大问题,问题出在最后一页的补充条款上——出租方要求承租方在合同到期后“自愿放弃优先续租权”,并且约定“如遇拆迁,装修补偿归出租方所有”。
沈知微指着那两条问她们:“这两条是签合同的时候就有的,还是后来加上去的?”
女儿咬了咬嘴唇。“签的时候没有后面这条。装修补偿那条是后来出租方拿了一份‘补充协议’让我们签的。我妈不懂,就签了。现在那边说要拆迁了,我们投了六万多块钱装修,他们说一分都不赔。”
沈知微把合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在网上查了该地段近期的拆迁公告和补偿标准。她让母女俩把当时签补充协议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时间和在场的人。女儿翻出手机里一张拍摄的补充协议照片,落款日期是去年秋天,出租方签名栏只有一个潦草的姓氏,没有盖公章。她把所有信息记在咨询表上,然后告诉她们先回去,等中心这边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之后再联系她们。
母女俩走了之后,沈知微坐在接待桌后面把那份合同又看了一遍。林予安从旁边的工位探过头来问了一句“什么案子”,她把情况简要说了。他听完之后把椅子拉过来,翻了两页合同,指了指那条“自愿放弃优先续租权”的条款:“这一条如果被认定为格式条款且未明确提示,可以主张无效。装修补偿那条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出租方没有盖公章,补充协议的效力本身就有争议。你打算怎么写意见书。”
“先列法律依据,然后给她们三个方案——协商、调解、诉讼。诉讼成本太高,建议先走街道调解。”沈知微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已经落在键盘上开始打字了。
林予安看了她一眼,没有再多说,把椅子拉回去了。
那天晚上沈知微在宿舍里把法律意见书初稿写完,又改了一遍,第二天上午交给中心的值班律师审核。值班律师改了两处措辞,其余的都保留了。下午她给那对母女打了电话,把意见书的内容逐条解释了一遍,告诉她们可以先去找街道司法所申请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考虑诉讼。母亲在电话那头说了好几声谢谢,女儿最后问了一句“要多少钱”。沈知微说法律援助不收费。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女儿说了一句“那我们明天就去司法所”。
挂了电话之后沈知微坐在工位上,把桌上的咨询表归档。林予安端着两杯热水走过来,放了一杯在她手边。“第一个案子做完了。感觉怎么样。”
沈知微想了想,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比查我父亲的事简单。但也比那件事离普通人更近。”
林予安靠着桌沿站着,捧着水杯。他沉默了几秒之后说了一句话:“你父亲那件事查完之后,你本来可以不用再做这些的。保研恢复了,成绩全优,想找什么样的实习都可以。但你选了法律援助。”
沈知微把水杯搁在桌上,看着窗外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她没有接话。她知道自己为什么选这里——她在这间办公室里第一次拿到了父亲的手记复印件,第一次把证据逐页归档,第一次知道法律文书长什么样子。这间办公室里的每一张桌子和每一把椅子都见证过她最开始的那些步骤。她坐在这里,做的事情跟查父亲的事不同,但用的方法是一样的——看材料、找依据、写意见、帮人解决问题。这条路的起点是父亲,但路本身已经延伸到了别的地方。
那天下午实习结束之后她走出法律援助中心的大门,外面的阳光很好,梧桐树的新叶被风吹得翻卷起来。她站在台阶上掏出手机,看到顾深寒发来的一条消息。消息很短,只有一句话:“我爸的案子下周三在纪检委做正式谈话。他说他想在谈话之前见你一面。”
沈知微站在台阶上,把这条消息读了一遍。顾承泽要在正式谈话之前见她。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在院子里给她倒茶,把房子转到母亲名下。那时候她以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她把手机收好,走下台阶,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面回了一条消息:“什么地方。”
顾深寒回复得很快:“老宅。明天下午三点。”
沈知微把手机收好,朝宿舍方向走去。走了几步之后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法律援助中心的门。门开着半扇,里面有人在走动。她转回头继续往前走,书包贴着后背,里面装着今天归档的咨询表和一份写好的法律意见书副本。她走在校园主路上,梧桐树的影子被午后的光拉得很长,铺在地面上一条一条的。她踩着那些影子走过去,脚步平稳而均匀。明天下午去见顾承泽。纪检委的正式谈话在下周三。韩明远的二审已经结束了,顾承泽的案子还在走程序。这条线的最后一环还没有收完,但已经不远了。她走上宿舍楼的台阶,推开楼门走进去。声控灯亮了一路,她踩着台阶一层一层往上走,脚步声在安静的楼道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