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名字叫秦佑良。沈知微在搜索引擎上查到的信息很简短——深圳市律师协会注册律师,执业证号清晰可见,所属律所是一家做跨境业务的中型所。他的证件照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圆脸,嘴角微微往下弯着,看起来五十多岁。照片下面附了一个联系电话和办公地址,在福田区。
沈知微没有提前打电话。她从深圳北站坐地铁过去,出站之后沿着一条绿化很好的街道走了大约十分钟,在一栋写字楼的十五层找到了那家律所。前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孩,看到沈知微进来的时候抬起头来问了一句“有预约吗”。沈知微说没有,但她要见秦佑良律师,关于2008年邻市恒信咨询的一笔旧账。
前台女孩打了一个内线电话,说了几句之后放下听筒,把她带进了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写着“守正”两个字。沈知微坐下来等了大约五分钟,门被推开了。
秦佑良站在门口。他比证件照上老了一些,头发白了大半,金丝边眼镜还在,嘴角的弧度还是往下压着。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没有打领带。他看到沈知微的时候脚步在门口停了一拍,目光在她脸上扫了一圈,然后走进来,在长桌对面坐下来。
“你姓沈。”他说。声音比想象中更轻,语速也慢,像是在给每一个字留出足够的间距。
“沈知微。沈建国的女儿。”
秦佑良没有露出意外或者慌张的表情。他把双手搁在桌面上,十指交握,沉默了几秒之后开口了:“方明远告诉你的。”
“她给了你的名字。她说你2008年7月10日到14日之间通过恒信咨询转了三笔钱给我父亲。每笔五万,一共十五万。那段时间你在顾氏集团法务部挂职,对接人是韩明远。”
秦佑良听她说完之后没有接话。他松开十指,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个皮质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推过来。名片上的信息跟网上查到的一致,但背面有一行手写的字,墨迹已经有些褪了:“2008。7。14邻市北出口仓库。急件处理完毕。”
沈知微把名片翻过来看了一眼,放回桌面上。“这行字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2008年7月14日下午,我从深圳飞到邻市,在北出口汽配仓库跟韩明远碰了面。那三笔钱是我转的,钱从顾氏集团法务部的一个外部账户出来,走恒信咨询的账,最后由我签字转给你父亲。名目写的是‘法律咨询费’,实际用途是预付运输款。”
“运输什么。”
秦佑良把名片收回去。他的手指在名片夹的皮质表面上轻轻摩挲了一圈,像是在找一个很久没有翻动过的页码。“运输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你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个中间人。2008年7月15日晚上,他从北出口仓库上了你父亲的车,目的地是国道连接线。在那之后的事你查过了,我不重复了。”
沈知微坐在长桌对面,手指搁在桌沿上。“那三笔钱是你出的。但你不是韩明远的人。方明远说你跟顾氏集团法务部有长期业务往来,但你跟恒泰运输没有直接关系。你在这条线上站在哪个位置。”
秦佑良抬起头来看着她。他的目光透过金丝边眼镜的镜片落在她脸上,比刚才认真了一些。“我站在最上面。比韩明远更早介入这件事的人是我。2008年7月初,顾承泽通过法务部找到我,让我以外部顾问的身份处理一笔特殊的‘咨询委托’。那笔委托的内容是安排一个人的运输路线,从邻市到某个指定地点,中间不能有任何记录。他给了我一个名字——沈建国。他说这个人可靠,不会问多余的话。”
沈知微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顾承泽。”
“对。韩明远只是后来的执行人。真正最初定下这条线的人是顾承泽。他通过我安排了运输合同和资金,韩明远负责协调恒泰运输和恒运物流,周建国负责开车,刘成负责后续的调度记录。整条线的设计者是他,不是我,也不是韩明远。”秦佑良的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份他已经背了很多年的文件,“我拿了钱,做了事,然后离开。2008年7月15日之后我回了深圳,再也没有碰过那条线上的任何东西。”
沈知微坐在椅子上,把这段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顾承泽。那个在客厅里给她倒茶、递给她辞职信复印件、把房子转到母亲名下的顾承泽。他从来没有提过秦佑良。他告诉她的版本里,运输合同是韩明远安排的,钱是韩明远批的,他只是压下了韩明远见死不救的事。但秦佑良说整条线的起点是顾承泽。是他找到了秦佑良,是他指定了沈建国,是他设计了整条路线。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问。
秦佑良把名片夹收回西装内袋。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留出时间想清楚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说了之后我会被吊销执照。我是律师,我经手过那份合同,在法律上我算是共犯。方明远选择了留在原地承受后果,我选择了离开。这十几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但我不敢说。直到方明远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找到了她。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父亲当年帮过我们。你欠他的。’”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面上推过来。文件袋很厚,封口处贴着一条旧胶带,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2008。7。14”。“这里面是当年那份运输合同的原件、资金流转的完整记录、以及顾承泽给我下达指令的书面文件。我离开邻市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带走了,一直存着。现在给你。”
沈知微把文件袋拿过来放在膝盖上。她没有立刻打开,只是用手掌按了按封口。秦佑良站起来,整了整西装外套的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你父亲当年在仓库门口等周某某的时候,我在二楼办公室的窗户后面看着他。他站在车旁边抽了一根烟,抬头看了一眼天,然后掐灭烟头上了车。他那根烟只抽了一半。我后来一直在想他为什么只抽一半。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够了,可能他闻到了什么味道不对。他比我以为的要聪明得多。”
他推门走了出去。门在身后轻轻合上,会议室里只剩下沈知微一个人。她把文件袋放在桌面上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材料。最上面是一份合同复印件,甲方签名栏签着顾承泽的名字,日期2008年7月10日。第二页是一份手写的指令条,顾承泽的笔迹清晰而沉稳:“按此路线执行,全程不留记录。沈建国负责承运,报酬十五万。分三笔支付。对接人:秦佑良。”第三页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三笔五万从顾氏集团法务部外部账户转出,经由恒信咨询,最终进入沈建国名下的账户。
沈知微把材料逐页拍下来,存进加密文件夹。她把原件重新装进文件袋,收进书包最里层。然后她站起来走出会议室,穿过律所的走廊和前台,推门走到外面。午后的阳光从高楼之间直直地打下来,照在她脸上。她站在写字楼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手机给顾深寒发了一条消息:“秦佑良给了我一整套文件。合同、转账记录、顾承泽亲笔签字的指令条。整条线的设计者是顾承泽。韩明远只是执行人之一。”
回复来得比预想中慢了一些。顾深寒的消息弹出来的时候只有一句话:“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沈知微把手机攥在手里,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她想起顾承泽在院子里给她倒茶的那个上午,他平静地说了“我做错了”,但他说的是“我不该用家族的方式去处理一件刑事案件”。他没有提过他才是那个最初安排整条线的人。他把所有责任推给了韩明远,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事后压消息的人。但秦佑良的材料证明他撒谎了。他不仅是事后压消息的人,他是整条线的起点。
她站在阳光里,左手腕上的铜钱贴着皮肤,被晒得温热。她把书包袋子拢了拢,朝地铁站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之后手机又震了。她掏出来看,是顾深寒发来的第二条消息,只有一行字:“我爸今天去了纪检委。他说他要交代一件事。我刚刚才知道他去了。”
沈知微停下脚步,站在人行道中间。她看着那行字,风从街道尽头灌过来把她的头发掀起来。她攥着手机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往前走。地铁口的台阶在脚下延伸下去,她踩着台阶往下走,书包贴着后背,里面装着秦佑良给的那份文件袋和所有事情的最后一层真相。闸机口吞了她的票又吐出来,她走下扶梯,站在站台上等车。隧道深处的风灌上来,把她的衣摆吹得翻卷起来。她看着轨道尽头的黑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顾承泽今天去纪检委,是因为他知道秦佑良把东西给了她。他想赶在她把材料交上去之前,自己先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