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站着,把本子一页一页撕。”
“撕到剩下最后三页,我撕不动了。”
“我把它卷起来,塞到樟木箱子底下。”
“上面压了一件我出嫁才穿的褂子。”
“压了两年。”
“谁也没告诉。”
林锡琦听着。
他听着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老周那句怪话。
老周说,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春杏撕掉的,正是后面。
她留下的,是前面。
她知道该留下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比抄了十遍的后生们,更懂得那个分寸。
“那你为什么又要看。”
春杏终于抬头。
她眼睛有点红。
“因为我想看看,我撕得对不对。”
那天送春杏出门,天已经擦黑。
她走到院门口,站住了。
“林锡琦。”
“嗯。”
“你那个名额,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会不知道。”
林锡琦看着院墙外面的雪。
雪化了一半,剩下一半,脏兮兮地贴着地。
“因为推荐表填上去三个月了。”
“公社盖了章。”
“县里没信。”
“地区也没信。”
“什么都没有。”
春杏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个脸。
“那你等着。”
“等着就有。”
她走了。
这一回,她走得很慢。
慢得像舍不得踩坏雪。
那几个月,是林锡琦这辈子过得最长的几个月。
一九七六年秋天,大队开会。
会开在仓库里,屋梁上挂着两盏马灯。
队长念了一份文件。
念到“推荐”两个字,屋里所有人都直起腰。
“咱大队,今年有一个名额。”
“上大学。”
有人在底下低声说:“工农兵学员。”
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那几年,上大学不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