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
长得像把从村里带出来的一路憋闷,全吐干净了。
就在这一天,天南海北的青年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从天津的文化馆。
从二炮部队的营房。
从安徽的公社。
从昆明的文化局。
从江西的农场。
有人赶车。
有人赶船。
有人背着铺盖卷,走三十里路去搭一辆顺路的卡车。
他们身上,都揣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
他们在往同一个方向赶。
上海的灯,在江边亮着。
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还有一个人,一夜没睡。
他叫戴伟。
是宝鸡话剧团的团支部书记。
他坐的是硬座。
剧团给他买的是卧铺。
上车的时候,他把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
那女孩子抱着一个包袱,站了一路。
他把票塞给她,说:“你上去睡。”
女孩子推让了两回。
第三回,她把票接了。
戴伟就坐到硬座车厢去了。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
过道上坐着人,行李架上躺着人。
他找到一个同去上海报到的老乡。
两个人一聊,聊到半夜。
聊话剧,聊书,聊上海。
聊到天亮,谁也没困。
天刚亮的时候,车进了上海。
他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
外面一片灰白。
他忽然有点想哭。
这想法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他赶紧抹了一把脸。
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剧团里传出消息,说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那消息像一颗石子,砸进他心里。
他高兴坏了。
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
回来后,读书的兴头正浓。
他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
睡着了,书还摊在胸口上。
那阵子他看泰戈尔。
看西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