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硬。”
二月二十那天,邮递员老陈来了。
老陈骑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绿皮邮包。
他一天跑十二个大队,来回六十里。
到他们队,一般是下午三点。
那天他到得早。
两点半,车铃就在村口响。
“老陈来了。”
“老陈来了。”
喊声一路传进来。
孩子们跟在车后头跑。
老陈把车支在打谷场上,从邮包里掏东西。
一张报纸。
两封信。
一个牛皮纸信封。
那个牛皮纸信封,他拿在手里,往人群里扫了一眼。
“林锡琦在不在。”
林锡琦站在人堆后面。
他想应。
嘴张了,没出声。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叫你呢。”
他往前走。
走的时候,两条腿像不是自己的。
老陈把信封递过来。
信封很轻。
轻得像里面什么也没装。
可他一摸,就摸到了硬。
他把信封翻过来。
信封正面写着三个字。
复旦大学。
那三个字是红的。
红得很正。
红得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发光。
他没敢当场拆。
他捏着信封,往家走。
走得很慢。
慢得像怕把里面的东西颠碎。
到家,他把门关上。
母亲在灶上烧水。
父亲从队部回来,草帽还没摘。
“什么东西。”
“信。”
“什么信。”
“上海的。”
父亲把草帽摘下来,放在桌上。
摘得很轻。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刀。
剪信封口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