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水缸冻得裂口,井水打上来半桶冰渣。
屋里连个火盆都舍不得多烧柴,谁还舍得一锅热水洗澡。
知青们只能擦一把脸,洗一洗脚。
脚洗完了,水还得留着,第二天早上化开了再洗一次。
最冷的时候,袜子和棉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
陈青山常想,城里人讲卫生,讲卫生是要凭条件讲的。
此处的人,先讲活着。
好在冬天有个短暂的农闲。
农闲的时候,连里就热闹起来。
知青们办诗歌朗诵会,念《我为祖国献石油》,念《青春之歌》里摘出来的句子。
办学习园地,一块木板贴在墙上,用红墨水写标题,谁的心得写得工整,就贴得高一点。
学毛选,一天一段,轮流读。
有人读得声情并茂,有人读得打瞌睡。
陈青山前世也读过,读得挺认真,因为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正事”。
现在他心里明白,那些热闹,一半是热情,一半是没别的事可做。
一个连队六十多个知青,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晚上除了睡觉,还能做什么。
所以连里一办活动,谁都去。
去了有煤油灯,有说话的人,有一点点热气。
至于书籍,就跟这农村的现实一个样。
贫瘠的土地,除了长点儿微薄的庄稼,就长草。
人的脑子也一样,知识贫瘠得厉害,文盲像野草那样疯长,一茬割下去,一茬又起来。
陈青山跟着赵老栓去过几户社员家。
翻遍屋里,除了大把大把的灰,就只有破碗几枚。
屋里四壁是土,灶台是土,靠墙一张床,床上一条破被子。
连一张纸的影子都没有。
唯一的纸片,是墙正中间“中堂”上挂着的那张小日历。
一天撕一张,撕到年底,一年就过去了。
日历上没有字,只有日子。
知青有书,但很少。
家里寄来一本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还没轮到陈青山看,就被别的同学抢去了。
书还回来的时候,封皮没了,中间十几页被翻烂,用浆糊粘过两回。
都不知道这本小说被多少人看过,又被反复看了多少次。
一本书,在六十多个人手里转一圈,纸都变软了,字都模糊了。
有些知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来农场的时候,偷偷把书藏在行李里。
家里给的五斤粮票里抠出来的地方,塞一本《欧也妮?葛朗台》。
军大衣的夹层里,缝着一本《战争与和平》。
等到精神极度贫瘠的时候,书就开始传。
一本《静静的顿河》,从五连传到六连,从六连传到公社,回来的时候书脊都断了。
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
手电筒的电池金贵,两个人轮着用,一个照十五分钟,然后换人。
这些书看完了,大家就开始四处找别的。
找那种像地下暗流一样的东西——文革手抄本。
那几年,书管得死。
市面上除了鲁迅的书、《金光大道》这类极少数,别的文学书都当毒草扫了。
文化成了一片沙漠。
沙漠里长不出庄稼,可沙漠里能跑出野骆驼。
人的精神饿极了,什么都能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