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建国点头,“所以我才先跟您商量。”
“你一个人去?”
“先一个人去。站稳脚跟后,视情况接婉清和孩子们过去。”李建国说,“但不能全家一起去,太显眼。而且孩子们的教育……”
“这是冒险。”林父直视着他,“香港是什么地方?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你在那里待久了,会不会……”
“爸,”李建国诚恳地说,“我在北京有妻子,有三个孩子,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我去香港,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做事。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他顿了顿,继续道:“您知道,这些年我私下里做了一些事,救了一些人,也看到了一些事。我们这个国家,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有机会追上来,需要有人去做那些别人做不了、不愿做、不敢做的事。”
林父目光锐利:“你那些‘私下里做的事’,我也略有耳闻。老陈(陈主任)跟我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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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心里一惊,但面色不变。
“不用紧张。”林父摆摆手,“老陈是我老部下,他说你是个有担当的人。那些年你做的事……是积德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李建国:“你这份提纲,我留下。需要给几个人看看。这不是小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我明白。”李建国也站起来,“爸,我不急。这件事需要周密筹划,急不得。”
从岳父家出来,已是深夜。北京二月的夜风还很冷,但李建国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他知道,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获得了岳父的理解,就等于获得了进入那个圈子的门票。
接下来是等待。但他没有被动等待。
三月初,他给娄晓娥写了一封长信。不是通过许大茂,而是通过一条更安全的渠道——这是他多年前就准备好的,从未启用过的紧急联络线。
信里没有提具体计划,只是说:“近来形势变化,或有赴港展之可能。望晓娥女士相助,了解当前港岛商业环境,特别是贸易、电子、地产三领域现状。一切谨慎,安全第一。”
信的最后,他画了一朵小小的梅花。
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轧钢厂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技术科的小张已经能独立处理大部分问题,几个年轻技术员也被他带出来了。他在厂务会上提出建议:建立技术档案室,系统整理这些年积累的技术资料;恢复技术培训制度,每周请老工程师讲课;选派优秀青年工人去大学进修……
这些建议都得到了采纳。厂长私下对他说:“建国,你是真有远见。厂里的技术骨干队伍,就靠你带了。”
李建国笑笑,没有多说。他心里清楚,自己可能带不了多久了。
三月中旬,林父召他过去。这次不是在书房,而是在一个小型的会客室,除了林父,还有两位老人——李建国都认得,是经常在新闻里出现的人物,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影响力仍在。
“建国,这是赵老,这是钱老。”林父简单介绍。
李建国恭敬地问好。两位老人打量着他,目光像能穿透人心。
“小林把你那份东西给我们看了。”赵老先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有力,“年轻人,胆子不小。”
“不是胆子大,是觉得有机会。”李建国不卑不亢。
钱老拿起那份提纲的复印件:“你说香港能成为技术引进通道,具体怎么操作?”
李建国早有准备:“分三步。第一,通过贸易积累资本,建立信誉;第二,以合资或代理形式,引进中小型技术设备,特别是国内急需但自己生产不了的;第三,在港设立研中心,吸收海外华人学者,针对国内技术瓶颈进行攻关。”
“资金哪里来?”
“前期靠自有资金和贸易利润,中期可以引入外资,但控股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政治风险怎么控制?”
“明确身份:我是大陆去的商人,遵守香港法律,不参与政治活动。但我的根本立场是为国家服务,这一点不隐瞒,也不宣扬。”
问答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两位老人问得很细,从香港的法律环境到国际贸易规则,从技术专利转让到外汇管理政策。李建国尽可能回答,不知道的就坦承不了解,但会去学。
最后,赵老看看钱老,又看看林父,缓缓道:“思路是对的,时机也是对的。但人选……”
“我推荐建国。”林父说,“他有技术背景,懂经济,做事沉稳,而且……”他顿了顿,“有家国情怀。”
这句话很重。李建国感到眼眶热。
钱老点点头:“这样吧,我们再研究研究。建国同志,你这段时间可以做些准备,但不要声张。等有消息,会通知你。”
离开时,林父送他到门口,拍拍他的肩:“沉住气。”
回家的路上,李建国骑得很慢。晚风吹在脸上,凉凉的,但他的心是热的。他知道,这件事成了。那两位老人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
接下来的一周,他进入了一种奇特的等待状态。表面一切如常,但暗地里开始做细致的准备。
他整理了空间里的资产:黄金、现金、药材、成药。大部分要留下,只带少量应急。他整理了这些年的技术笔记和图纸,特别是那些有前瞻性的思考——这些将来可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