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想了想:“东四信托商店。那里人多眼杂,但正因为人多,反而安全。你去找老掌柜,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会明白。”
小陈点点头,把信封小心地收好:“顾老,这事我一定办好。但您要答应我,以后不能再冒险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
“知道了。”顾维钧笑了,“去吧。”
小陈离开后,顾维钧继续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秋日的阳光很暖,照在他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他想起了那个救他的夜晚。高烧、咳嗽、呼吸困难,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然后那个大夫来了,针灸、喂药,忙了一夜。天亮时,他的烧退了,呼吸顺畅了。大夫要走时,他拉住大夫的手,问:“您是谁?为什么救我?”
大夫只说了一句:“因为您还活着,这个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就为这句话,顾维钧活了下来。不仅活下来,还要做点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能不能被看到,不知道那个大夫能不能收到,甚至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给双方带来危险。但他必须做。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李建国正在轧钢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明年的生产计划,厂领导们讨论得很热烈。
“我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型轧机上,这是国家的需要!”生产副厂长说。
“但小型农机具的需求也很大,农村急需这些设备。”技术科孙工提出不同意见。
李建国作为副总工程师,听着双方的争论,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确实有偏差,过度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配套。但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忽然想起了顾维钧。如果这位经济专家还在岗位上,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会议结束后,李建国回到办公室。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记录着他这些年对经济的一些思考。有些是来自前世的记忆,有些是结合当前实际的观察。但这些东西,他只能自己看,不能和别人讨论。
下午,他去了东四信托商店。这是他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转转,既是为了散心,也是为了和老掌柜——那个网络的一级节点——保持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联系。
老掌柜正在整理旧书,看见他,点点头:“李总工来了。”
“随便看看。”李建国说。
他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一个旧书柜前。柜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上面用铅笔极淡地画着一朵梅花。
李建国心里一动。这个标记……是网络内部的信号,但又不是常规的信号。梅花画得很小,很隐蔽,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现不了。
他假装翻阅旁边的书籍,用眼角余光观察。信封放在那里,像是被人遗忘的,但位置很巧妙——在书柜的角落,既不容易被顾客随手拿走,又能让有心人注意到。
老掌柜走过来,低声说:“今天早上有人送来的,说是给‘认梅花的人’。”
“谁送来的?”李建国问。
“一个中年人,我不认识。他说是受人之托,放下就走了。”老掌柜说,“李总工,您看……”
李建国沉吟片刻:“我带走。”
他拿起信封,塞进公文包,付钱买了本旧书,然后离开了信托商店。
回到家,他锁上书房的门,才打开信封。里面是厚厚一叠稿纸,字迹苍劲有力:
《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若干思考——一个老经济工作者的私下笔记》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李建国一眼就认出,这是顾维钧的笔迹。三年前他救治顾维钧时,见过老人写的药方,就是这个字迹。
李建国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文章开篇就直指问题:“当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比例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薄弱。这种结构若不调整,难以持续……”
接着是详细的分析:钢铁产量与农业机械需求的对比,煤炭开采与电力建设的配套,交通运输与工业布局的关系……每一个问题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建议都有可行性分析。
最让李建国震撼的是最后一部分:“对未来的几点展望”。顾维钧提出了几个大胆的设想:在沿海地区试点来料加工,利用劳动力优势展出口;在内陆地区建设能源基地,为工业展提供动力;在重点城市建设科技研中心,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这些设想,在年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建国知道,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这些都将变成现实。
他一遍遍读着这些文字,心中涌起惊涛骇浪。这位老人,在经历了审查、下放、病痛之后,依然保持着如此敏锐的眼光和如此广阔的视野。更难得的是,他冒着风险把这些思考写下来,传递出来。
为什么传给自己?李建国想。是因为自己救过他?还是因为他察觉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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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份礼物太珍贵了。
当天晚上,李建国进入空间。他来到茅屋,把顾维钧的文稿小心翼翼地抄录下来——原文要妥善保存,抄本可以随时翻阅。抄写的时候,他加入了自己的批注,把顾维钧的思考和自己前世的记忆结合起来。
比如,顾维钧提到“沿海来料加工”,李建国就批注:“可参考香港、台湾模式,先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