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继续说,“如果有人问你们爸爸在厂里的事,问咱们家的事,你们就说:‘我不知道’、‘我爸爸不跟我说这些’、‘我要做作业了’。记住了吗?”
“记住了。”两个孩子齐声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建国看着儿女的眼睛,“无论外面生什么,无论别人说什么,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咱们是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明白吗?”
“明白!”振华大声说。安然也跟着说:“明白!”
家庭会开了一个小时。结束时,李建国让林婉清带着孩子们去准备午饭,自己则回到书房,关上了门。
他从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一份已经写好的文件——标题是《关于申请下放车间劳动锻炼的报告》。
这个决定,他已经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所有人看来,他现在是轧钢厂最年轻的总工程师,部里表彰的先进典型,李怀德副厂长最信任的“肱股之臣”。前途一片光明,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
可他却要主动申请下放车间,去当一名普通工人。
这确实是个让所有人都会意外的决定。
但李建国有他的考量。
第一,避开风口浪尖。总工程师这个位置太高,太显眼。在接下来的运动中,这样的位置必然成为焦点。而下到车间,混在工人中间,反而安全。
第二,贴近群众。工人是工厂的根基,也是最朴实的群体。和他们在一起,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也能建立最牢固的关系。在动荡时期,群众基础比领导赏识更重要。
第三,保护技术。在车间一线,他可以更直接地参与生产,保护关键设备,指导实际操作。有些事,在办公室里做不到,在车间里反而能做。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时间。他需要时间观察,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等待。在车间里,他能获得这种宝贵的“缓冲期”。
当然,这个决定也有风险。可能会被人误解为“逃避斗争”,可能会让李怀德不满,可能会影响今后的展。
但这些风险,与可能面临的更大风暴相比,都微不足道。
李建国铺开报告纸,开始誊写。钢笔尖划过纸张,出沙沙的声响。他写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
“尊敬的厂党委:在当前全国上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作为一名技术干部,我深刻认识到,自己长期从事技术管理和设计工作,脱离生产一线,脱离工人群众,这是最大的不足和缺陷。为了更好地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向工人阶级学习,特申请下放车间劳动锻炼”
他写得很“正确”,完全符合当前的政治话语。但字里行间,又巧妙地埋下了伏笔——强调“向工人阶级学习”,强调“劳动锻炼”,这些都是无可指摘的理由。
报告最后,他写道:“我自愿到最艰苦的轧钢车间,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请组织批准。”
写完最后一个字,李建国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窗外,阳光正好,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滴滴答答地落下水珠。
明天,这份报告就会交到厂党委。可以想见,会引起怎样的震动。
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午饭时,一家四口围坐在餐桌旁。饭菜很简单:白菜炖豆腐,炒土豆丝,二合面馒头。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菜。
李建国吃得很香,边吃边说:“婉清,从明天开始,我的午饭不用准备了。我去食堂吃,和工人一起吃。”
林婉清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丈夫的用意,点点头:“好。”
“爸爸,你为什么去食堂吃呀?”安然问。
“因为爸爸要跟工人叔叔们学习。”李建国给女儿夹了块豆腐,“工人叔叔们最勤劳,最朴实,爸爸要向他们学习怎么干活,怎么做人。”
振华似懂非懂地听着,忽然问:“爸爸,那你还是总工程师吗?”
李建国笑了:“总工程师是职务,工人是本色。无论当什么,先得是个合格的工人。这个道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
饭后,李建国没有像往常一样午休,而是穿上棉大衣出了门。
他没有去厂里,而是去了趟四合院。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闫富贵家门口晒着几棵白菜。看见李建国,闫富贵推了推眼镜:“建国?稀客啊!怎么有空回来?”
“来看看。”李建国笑笑,“院里都好吧?”
“好,好。”闫富贵压低了声音,“就是最近气氛不太对。听说要搞运动了,好些人都在准备”
“准备什么?”
“还能准备什么?”闫富贵眼神闪烁,“写材料,表决心,划清界限建国,你在厂里消息灵通,给透个底,这次运动到底要搞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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