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矛盾让她整个人像是被架在了一口锅上面——火在下面烧着,她在上面熬着。
“儿子,帮妈去把那个——”
她忽然开口了。
然后停住了。
嘴巴张着,后半句话卡在喉咙里。
那两个字——“儿子”——是脱口而出的。
是不过脑子的。是十六年的惯性。是那种不需要思考就会从嘴里蹦出来的、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东西。
但她说出来之后,立刻就意识到了什么。
有那么一瞬间——大概半秒钟——她的表情出现了一个极轻微的裂缝。像是踩在冰面上忽然听见了一声“咔”,然后立刻收住了脚。
“……去厨房看看,好像灶上还有东西。”
她把后半句话改了。
声音比前半句生硬了一截,像是把一块热豆腐硬塞进了冰水里。
“哦,好。”
我站起来,往厨房走。
灶上什么都没有。
火关着。锅盖盖着。灶台擦得干干净净的。
她只是想把我支开。
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打开冰箱看了看——里面有昨天剩的半盘红烧茄子,一碗凉了的白粥,还有那盒王阿姨拿来的卤猪蹄。
关上冰箱。
靠在灶台边,盯着墙上那块油腻腻的瓷砖呆。
她叫我“儿子”了。
这几个礼拜以来,她一直在所有句子里刻意去掉这个称呼。
“吃饭了”、“作业写了吗”、“睡觉吧”——每一句话都被修剪得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字,尤其没有“儿子”这两个字。
但刚才,在王阿姨面前,在她需要表现得“正常”的压力下——那个被她压了三个礼拜的习惯,忽然就冒出来了。
不受控制地。
本能地。
她不是不想叫我“儿子”。
她只是在“强迫自己不叫”。
但那种强迫需要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一旦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分走了——比如需要在外人面前表演正常——那根弦就会松一下,那些被压住的习惯就会从缝隙里钻出来。
我在厨房里站了大概三四分钟。回到客厅的时候,王阿姨还在说话。这次是在讲她们小区物业最近涨了管理费的事,说得义愤填膺的。
妈在旁边“嗯嗯”地听着。
我坐回沙另一头,拿起手机。
余光里,妈的坐姿又紧了一下。
但她没有再看我。
她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王阿姨身上——或者说,放在了“不看我”这件事上。
王阿姨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夕阳的余光把窗户染成橘红色的,客厅里的光线暖洋洋的,反而衬得那种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冷更加刺骨。
“那我先回去了啊,改天再来聊。”
“好的王姐,慢走。路上结冰了你当心点。”
“没事没事,就隔壁几步路的事。”
她们在玄关说了几句话,然后门开了又关了。
王阿姨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
妈站在玄关那儿,背对着客厅。
我能看到她的后背——那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包着她的肩膀和脊背,轮廓比几周前瘦了一圈。肩膀微微塌下来,像是绷了一下午的弦终于松了。
她在玄关站了好几秒钟。
也许在深吸一口气。也许在调整自己。也许只是在等——等那股子“在外人面前正常”的力气,慢慢从身体里退潮。
然后她转过身。
走向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