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城北法律援助交流会在区司法局的会议室里举行,一间不大的屋子,摆了十几把折叠椅和一张长桌,桌面上放着茶水壶和一摞打印的会议材料。沈知微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大部分是各个法律援助中心的负责人和骨干志愿者。她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来,把帆布袋搁在脚边,拿出笔记本和笔放在膝盖上。
顾深寒比她晚到几分钟。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扫了一圈会议室,看到她在角落里,没有走过来坐,只是点了一下头,然后在长桌另一侧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袋,看起来像是刚从律所过来。
交流会的主持人是区司法局的一个中年女人,简短地讲了几句开场之后就把时间交给了各个中心的代表。第一个发言的是城北中心的负责人,五十多岁的老调解员,姓周,皮肤黝黑,说话带着很重的本地口音。他讲了他们中心如何跟社区合作做调解,如何把调解成功率做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他讲得很实在,没有套话,每讲一个案例都会说清楚双方为什么能坐下来谈、最后是怎么谈成的。沈知微一边听一边记,在他的发言里标注了几个关键词——“信任基础”“背对背调解”“利益交换点”。
周调解员讲完之后有人提问,问他的经验能不能写成书面流程。他摆了摆手,说“写不出来,都是几十年积累的手感”。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但沈知微在笔记本上把这句话圈了起来,在旁边写了一行批注:“手感可以拆解成可操作的步骤。核心是判断时机和把握让步空间。”
接下来几个中心的发言比较常规,讲的是各自的接待量和案件类型分布。沈知微把跟操作手册相关的信息都记了下来,其余的略过。交流会进行到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主持人让大家休息十分钟。沈知微站起来走到茶水桌旁边倒水,周调解员正好也在那里续茶。她端着杯子站在旁边,等他倒完茶之后开口了。
“周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背对背调解的案例,能不能再跟我细说一下?我最近在写一份基层法律援助的操作手册,想把这个部分收录进去。”
周调解员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拍。他把茶杯端起来吹了吹热气,然后点了点头。“你坐哪个位置,等会儿休息完了我过去找你。”
下半场的交流会沈知微没有怎么听进去。她一直在整理前半场记的笔记,把周调解员的发言拆成几个可操作的步骤。休息结束之后周调解员果然走过来在她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跟她讲了两个完整的调解案例——一个劳资纠纷,一个邻里纠纷。他讲得很细,包括当事人第一次坐下来时的情绪状态、他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在哪一个节点决定把双方分开谈、最后用什么样的条件交换促成了和解。沈知微一边听一边记,笔尖在纸面上走得飞快。等他讲完的时候她已经写了满满三页纸,手指被铅笔磨得微微发红。
交流会结束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沈知微把笔记本收进帆布袋,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得僵硬的腰。顾深寒从长桌另一侧走过来,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那份一直没打开的文件袋。两个人走出司法局的门口,外面的阳光很烈,行道树的新叶被晒得发亮。她站在台阶上眯了一下眼,把帆布袋换到另一个肩膀上。
“收获不小。”顾深寒说。
“周调解员那部分能用。我把他的案例拆成步骤了,回去再整理一遍就能写进手册。”她把帆布袋的带子拢了拢,朝公交站的方向走。顾深寒跟她并排走着,两个人之间隔着一臂的距离。走到站台的时候她停下来,转头看着他。
“你上午的班怎么样。”
“一般。一个工伤认定的案子,证据链比较完整,走流程就行。”他把文件袋换到另一只手里,“你手册的第二部分写完了吗。”
“还差两组对比分析。今天周调解员的案例可以补进去一组。还差一组劳动争议方面的。我下周去城东那家中心跑一趟,他们做劳动争议转介做得比较规范。”
公交车来了。两个人上了车,在最后一排坐下来。车驶出城北的老街区,路两侧的景色从低矮的居民楼过渡到新开发的商业区。沈知微把帆布袋搁在膝盖上,拉开拉链取出笔记本翻到今天新写的那几页。周调解员的案例被她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画了箭头和问号。她看了一会儿,合上本子,靠着车窗闭上眼。车晃了晃,她的头靠在玻璃上轻轻碰了一下。她睁开眼,把帆布袋往膝盖上拢了拢,坐直了身体。
车到站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下了车。顾深寒的律所在城南,离她学校还有三站路。他站在站台上看着她说了一句话:“手册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眼。”
“好。”沈知微说。
他转身朝街对面的律所方向走了。沈知微站在站台上看着他的背影穿过马路,走进那栋小写字楼的门里。她转回身朝学校的方向走。帆布袋贴着后背,里面装着今天的访谈笔记和一份越来越完整的操作手册提纲。她走在梧桐树的树荫里,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在地面上晃着。她走得很稳,脚步落在路面上一步接一步。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掏出来看,是母亲发来的消息:“今天包了饺子,你周末回来吃吗。”她回了一个字:“回。”然后把手机收好,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