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判了十几年。”聋老太太抬起眼,那双浑浊的眼里忽然涌上一种复杂的神色,像是惋惜,又像是恳求,又像是不甘心,“十几年呐,柱子。你想想,中海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出来的时候,怕是连路都走不动了。一大妈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院里,往后可怎么活?”
何雨柱还是没说话。
“柱子,”聋老太太往前走了半步,拐杖咯噔一声顿在地上,语气忽然变得郑重起来,“这事儿,还能不能有转圜的余地?”
“什么余地?”何雨柱问,声音很平静。
“私了。”聋老太太说出了那两个字,眼睛紧紧盯着何雨柱,“院里的事,院里解决。中海是干部,是党员——这案子要是能撤回,他的党籍还能保住,工作还能保住。你要什么条件,老太太帮你去谈。让他赔钱也行,让他以后照顾你们兄妹也行——你说个数,老太太替你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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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柱听到这里,慢慢地笑了。
不是冷笑,也不是讥笑。那是一种很淡很淡的笑,淡到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看着面前这个佝偻的老人,看着她花白的头,看着她攥紧拐杖的手,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慨。
这老太太,是真的觉得这套管用。
“老太太,”何雨柱开口了,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拉家常,“您刚才说,院里的事院里解决——这话,我想问问您。”
“你问。”
“易中海设圈套害何大清的时候,他怎么没想着‘院里的事院里解决’?”
聋老太太的脸色变了变。
何雨柱没给她插话的机会:“他找白寡妇勾引何大清的时候,他怎么没想着在院里找我们商量商量?他一步步把何大清往坑里推的时候,他怎么没想着——哦,这院里还住着何大清的两个孩子?”
“何大清那是他自己不正派——”聋老太太拔高了声音。
“他自己不正派?”何雨柱重复了一句,语气忽然冷了下来,“老太太,您这话说得可真轻巧。何大清的案子是怎么判的?保定公安的侦讯笔录里写得明明白白——易中海是主谋。白寡妇交代了,易中海自己不也招了吗?仙人跳、教唆遗弃——这都是法院定的性。您要是不信,我可以把判决书拿出来给您念念。”
聋老太太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所以您跟我说‘何大清自己不正派’——这话您跟法院说去。法院要是觉得何大清不正派就该被设局坑害,那这个判决就推翻重来。可法院不这么认为。”何雨柱一字一顿,“法院认为——易中海是罪犯。”
“罪犯”两个字落在地上,像两块石头砸在聋老太太脚边。
屋子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何雨水端着碗的手僵在半空中,眼睛在哥哥和聋老太太之间来回转。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在墙上投下一大片晃动的影子。
聋老太太攥紧了拐杖头。
她盯着何雨柱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重新打量这个十六岁的少年。这个她看着长大的孩子,这个以前闷声不响、见人就叫的孩子——现在站在她面前,双手抱胸,目光平静,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拿刀子刻的。
“柱子,”她哑着嗓子说,“你这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了?”
“老太太,”何雨柱看着她,“易中海设这个局的时候,他给我们兄妹留了情面吗?何大清跑了,家里就剩我和雨水两个人。雨水才多大?十一。您也是女人,您年轻的时候也带过孩子——您想想,一个十一岁的丫头,半夜哭着要爹,我拿什么哄她?”
何雨水听到这里,把头低了下去。
“我不跟您讲道理,”何雨柱说,“道理法院已经讲完了。我就问您一句——易中海在四合院里当管事一大爷,他拿着这个身份给自己谋了多少好处?养老人选好了,养老工具培养上了——这是干部该干的事?”
聋老太太的脸白了一层。
“这些话,”她说,“都是你在保定听来的?”
“这些事,”何雨柱纠正她,“是白寡妇在审讯室里交代的。白纸黑字,盖了手印,公安都拿给我看了。您要是觉得白寡妇冤枉他,您去保定跟公安说,别跟我说。”
咯噔——
拐杖在地上重重顿了一下。
“柱子,”聋老太太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恳切,不再是商量,而是一种带着威压的低沉,“你非要这么做事是吧?把天捅个窟窿,让全院的人都跟着遭殃——你就满意了?”
何雨柱慢慢收起了笑容。
他站直了身子,放下抱着的胳膊,走到聋老太太面前。他比她高出一个头,低头看着她的时候,目光里没有愤怒,没有讥讽,只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平静。
“老太太,”他说,“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都还是好听的。您现在还能站在我家里跟我谈‘私了’,还能用‘院里的事院里解决’来压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案子如果真的有人想包庇,易中海真能脱罪。”
聋老太太的眼睛猛地睁大了。
“我不妨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何雨柱微微俯下身,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聋老太太能听见,“您刚才说——‘天捅个窟窿’。老太太,这天还没捅完呢。易中海的判决,白纸黑字十几年,那是法院判的。但这案子从头到尾是谁在背后活动?是谁在找关系想翻案?是谁想着‘院里的事院里解决’就能把刑事案压下去——这些账,还没算完。”
聋老太太攥着拐杖的手在抖。指节上松弛的皮肤下,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像蚯蚓一样趴在皱巴巴的手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