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俩摸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天光微亮时分,终于到了火车站。
这时候雨也渐渐停了,可天色还是暗的,父亲却要沿着原路走回去了。
临转身,父亲只丢下一句:小心着凉生病,影响考试。
话说完,父亲转身就走,背影很快被夜色吞掉,连伞沿上的水珠都看不见了。
殷创新站在站台上,望着那道越来越小的背影,眼眶里翻着热泪,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他知道,父亲心里揣着满肚子的担心和牵挂,却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蒸汽机车拉响了粗犷的汽笛,白雾喷涌而出,殷创新背着琴上了车。
他在绿皮硬座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窗外是湘南灰蒙蒙的丘陵,从眼前一片片掠过。
到站的时候,他腿都坐麻了,可心口那团火,却烧得比任何时候都旺。
考场里,主考官是一位五十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老教师。
他身材魁梧,面孔和蔼,笑起来让人心里踏实几分,可殷创新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
轮到他的时候,他握着琴弓的手心全是汗。
他闭了闭眼,脑子里掠过祠堂、田间、母亲塞进他包袱的煮鸡蛋,还有父亲那句小心着凉生病。
琴弓落下去的那一刻,殷创新把所有的紧张都压进了指尖。
一曲奏完,寒冷的天气没把他冻着,反倒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哆嗦着手,从口袋里慢慢抽出一方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这个笨拙又紧张的动作,反倒让考官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后生。
考场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主考官微笑着朝他点点头,那眼神仿佛在说——还行。
殷创新这才把那口气,彻底呼了出来。
他艰难地闯过了音乐专业初试和复试,又惊心动魄地闯过了文化考试这一关。
当年艺术类考试偏重于专业成绩,文化科只需考语文、政治两科,过及格线就行。
文化考场设在县城,殷创新连考两场,语文卷子上那篇命题作文《心中有话对党说》,足足占了40分。
他写得又快又顺,满腹的话,顺着笔尖流到了卷面上。
考完最后一科,他走出考场,站在县城空荡荡的街道上,忽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
回到村里,殷创新又扛起锄头,回到生产队继续劳动,等着那颗迟迟不来的。
接下来,就是体检和政审。
那天,大队部的人远远喊他:县招生办来电话了,让你去县里体检!
他撂下锄头就跑,连身上的土都没来得及拍。
当年体检严得出奇,说得客气点,像在招收飞行员;说得直白点,像一群医生在给病人会诊。
在广阔天地里滚打过几年,殷创新肩膀能扛一百九十斤重担,体重却只有一百一十斤,一身腱子肉,他从不担心身体。
他唯一不踏实的是视力。
去县城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背,硬是把视力表上最小的一行(1。5)整个刻进了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