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人送饭。”老方说,“不能出门,不能打电话。需要什么,写个条子,门口有人。”
他指了指墙角的脸盆、暖壶、搪瓷缸子。
“委屈几天。”
何雨柱点点头。
老方走到门口,忽然回头:“这批东西,只有你知道。”
门关上了。
何雨柱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窗纸黄,透进来的光也是黄的。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
干活。
第一架子,清末奏折副本。他一本一本过,扫描内容,判断价值,分类码放。
有些是例行公事,有些牵涉到历史人物,但都不是原件,价值有限。
第二架子,民国档案。某机构的会议记录、人事材料、往来信函。
他翻着翻着,忽然停住——有一个人名,他认识。
已经去世了,但何雨柱知道他当年是干什么的。
这份材料如果流出去,会影响很多事。
他犹豫了一下,把它放在“暂存”那一堆。
继续往下翻。
第三天下午,他现了一个夹层。
不是书架上的,是墙上的——西墙靠北的位置,有一块砖的缝隙比别的大。
砖后面藏着一个铁盒,扁扁的,不大。
里头是一本日记,还有一沓照片。
日记的主人他不认识。
但照片里的人,他认识。
那是五十年代末的西北,戈壁滩上,几个年轻人穿着棉大衣,站在帐篷前面笑。有男有女,都年轻,都瘦,但眼睛亮。
他知道那是哪儿。他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日记里写的是那几年的事。
不是机密,是私人的——想家,想孩子,想什么时候能回去。
有一页写着:“今天风大,帐篷差点刮跑。老李说,等以后有房子了,要种一棵树。我说北京有树,你想北京吗?他不说话了。”
何雨柱把铁盒放回原处。
他没动。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面墙,站了很久。
然后他回去继续整理文献。
第七天,他把三架子文献整理完了。
分类清楚,登记详实,该归的归,该放的放。老方来验收,翻了翻,点点头。
“辛苦。”
何雨柱说:“可以走了?”
老方说:“可以。”
何雨柱走到门口,忽然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
老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怎么了?”
何雨柱说:“没什么。”
他走了。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堂屋里亮着灯,刘艺菲在摆碗筷,阿满像她的挂件,拉着她的裤子说话。
核桃和粟粟在八仙桌旁写作业,一个咬着笔头,一个低头看书。
何雨柱推门进去。
阿满先看见他,喊了一声“爸爸”,跑过来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