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站在人群里,前面是埃莉诺·罗斯福,她的黑纱在雨中被风吹起来,飘了一下又落下去,贴在深色的外套上。他没有打伞,雨水落在他花白的头上,顺着鬓角往下淌,经过颧骨,经过下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李祖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没有上前。他看着父亲的背影——那个背影和记忆中不太一样了。肩膀没有塌,但比印象中窄了一些;腰板还是直的,但大衣的下摆垂得很安静,像是风没有力气把它吹起来。他的头里,红色更少了,白色像雪一样混在里面,白得刺眼。李祖从来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白了这么多。
芬恩看着那块墓碑,面无表情地站了很久。雨还在下,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鞋面上,落在他的手背上。没有人催他,没有人叫他,埃莉诺已经转过身,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走远了。他还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雨淋了很久的石像,脚底下已经站出了两片干了又湿的印子。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像是跟墓碑说话,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你做事情怎么可以这么虎头蛇尾呢?”他停了一下,喉结滚了一下,“你扔下的摊子——让我们怎么办?”
他的肩膀抖了一下,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淌。他没有伸手去擦,就那么站着,看着墓碑上那个名字,看着那些被雨水冲洗得亮的刻痕。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一句什么话,但声音太小了,没有人能听清。雨声覆盖了一切,连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听到。
仅仅不到一个月,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遍世界的那天,伦敦的人在街头跳舞,巴黎的人在凯旋门前唱歌,纽约的人在时代广场拥抱陌生人。马掌望台很安静。没有鞭炮,没有酒宴,没有庆祝。芬恩坐在客厅的沙上,面前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没有喝。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上,看了很久,像是在等一根烟自己长出来。客厅里没有别人,只有壁炉里的火在烧着,偶尔出细碎的噼啪声。窗外有鸟叫了一声,又飞走了。他没有转头去看。
邦尼从厨房那边走过来,端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芬恩面前,一杯端在手里没有放下去,在旁边坐了下来,肩膀挨着他的肩膀。她靠在沙里,没有梳头,头散着,花白的长从肩头垂下来,落在她深色的毛衣上。她伸手轻轻挽住芬恩的胳膊,掌心贴着他的小臂,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和他一起看着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
伊登、贾斯伯、伊芙、李祖坐在对面,四个人并排坐在长沙上,膝盖碰着膝盖。伊芙的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贾斯伯靠在沙背上,两条腿伸长了,脚踝交叠;伊登坐在最中间,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拇指互相绕着圈;李祖坐在最边上,手指插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四个人看着芬恩,脸上带着同一种忧心忡忡的表情,像是站在岸边看着一个人慢慢往水里沉,不知道该不该伸手,又不知道该从哪里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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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的步伐很慢,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另一只手端着一杯威士忌。他走到芬恩身边,在另一侧坐下来,沙垫微微陷下去,他把威士忌递到芬恩手里。芬恩低头看了一眼那杯酒,接过来,握着杯壁,没有喝。亚瑟的手掌从芬恩的酒杯上移开,落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那一巴掌不重,但掌心落在肩头的声响很闷,像是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芬恩——”亚瑟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嗓子里像是塞着一团棉花,但每一个字都还是清清楚楚的,“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们都会有那么一天的。”
芬恩闻言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的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又落回去了,像是连苦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把威士忌举到嘴边,抿了一口,咽下去,喉结滚了一下。他放下杯子,杯底磕在茶几上,出一声轻响,然后说了一句,声音很低,低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但客厅里每个人都听见了:“我并不畏惧死亡,亚瑟。但这次死亡的——是我的理想。”
他把杯子搁在茶几上,杯沿上还留着一圈浅棕色的酒痕。他的目光落在对面那四个人的脸上,从伊登看到贾斯伯,从贾斯伯看到伊芙,从伊芙看到李祖,然后收回来,落回到面前那个空烟灰缸上。
“我和富兰克林两个人的理想。”
亚瑟没有听懂。他转过头,看向伊登,目光里带着一种“你来说,我听听”的意思。伊登叹了口气,那口气不短,像是在心里把一整个句子整理好了才开口:“父亲和富兰克林叔叔一直想用黑水跟总统一起,把美国的资本关进笼子里。这二者缺一不可——但富兰克林叔叔的总统位子,显然更加重要。黑水更多的时候只是配合辅助的角色。我们很难再找一个如此强势、无私而睿智的总统了。”贾斯伯坐在他旁边,接上了话。他的声音比伊登低一些,像是每一个字都压过了秤:“新上任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是华尔街的人。”
亚瑟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沙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用那点细碎的声响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然后他开口了,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想清楚了的事:“这听起来确实是糟糕透了。但日子总还得过——不是吗?毕竟我们经历了那么多——”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带着一种旧木头燃烧时的余温,不烫,但暖。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壁炉里的火又响了一声,木柴塌了一下,火星溅出来,落在炉前的石板上,闪了两下,熄了。芬恩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松了一些。
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蔡元培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身子比前两年更弯了一些,但腰板还倔强地挺着,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从头顶拽着他,不让他完全塌下去。他穿着一件旧棉袍,领口系得整整齐齐,手里拄着一根木杖——那根木杖是芬恩让人从武夷山带回来的,说是金丝楠木,其实只是普通的老竹根,打磨光滑了,上了两遍桐油,在手里握久了,竹皮被手汗磨得亮。他走到楼梯口,停下来,轻轻咳了两声。那咳声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每个人都听得见。他用手背掩着嘴,咳完了,把手放下,抚了抚胸口,像是在把那口气顺下去。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肺最深处掏出来的,带着一种沉沉的、压在胸口的重量:“富明啊——中国那摊子事儿,你不打算管了吗?”
这句话宛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芬恩的身体微微震了一下。他抬起头,目光从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上移开,落在蔡元培脸上。蔡元培还站在楼梯口,手里拄着那根竹杖,日光从客厅的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上,落在他瘦削的肩头上,把他整个人照得有些透明。他没有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在冬天里掉了叶子但还没倒下的树,根还在土里,等着春天。芬恩的眼睛里闪烁起了微弱的光——不是那种明亮的光,是那种像是快要灭了、又被风吹了一下,重新亮起来的微光。他的目光从蔡元培脸上移到李祖脸上。
李祖没有说话。他的腿伸了一下,沙垫微微动了一下。他抬起头,迎着芬恩的目光,像是已经等了一个晚上,等他父亲开口。他的嘴张开,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明天出,返回香港。”
芬恩的嘴角微微上挑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但确实是往上翘的。他的手指在酒杯的杯壁上轻轻摩挲了一下,杯壁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珠,他用拇指蹭掉了,指腹上沾了一点湿痕,又蹭在裤腿上。他想了想,然后接着说道,语不快,像是在给李祖做最后一次叮嘱:“阿祖——回到香港之后,不要意气用事,要注意安全。”他顿了顿,把威士忌杯举起来,又放下了,“麦克阿瑟与尼米兹的评估说,日本本土防御会极其顽强。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美军可能会付出数十万人的伤亡。战争极有可能拖延到年甚至年——换句话说,他们没空管香港,但香港的日本人会变得更加疯狂。”
李祖闻言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他的下巴往下点了一下,动作很轻,很稳,像是一颗钉子已经钉进去了,不需要再敲。他的手指从口袋里抽出来,搁在膝盖上,指尖微微蜷着。
芬恩把目光从李祖身上移开,落在窗外。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暗金色的光正在渗出来,很慢,很薄,像一层还没摊开的绸缎,压在灰色的云层底下,等着时机把它撑开。他的眼神微微眯了一下,像是在目测那道光的宽度和度,然后开口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确认:“我觉得——苏联人应该已经在准备了。”
窗外,那道暗金色的光终于穿破了云层。它从云缝里漏下来,落在马掌望台的草坪上,落在橡树的枝条上,落在客厅的窗台上。窗玻璃上凝着的水珠被光照亮了,每一颗都像是被点燃的、很小很小的火焰。光从窗口漫进来,落在茶几上那个空烟灰缸的边沿上,落在亚瑟手边那杯还没喝完的威士忌上,落在蔡元培扶着楼梯扶手的那只手上,落在他指节上那些凸起的青筋上。落在这间客厅里每一个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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