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就不回来了。许大茂也放下了筷子,你保重。
你也是。
许大茂站起来去结账,老板说那位大爷已经结了,他回头看了傻柱一眼,傻柱正端着那杯淡茶喝着,没有看他。
许大茂出了馆子往左边走了,走出几步没有听见身后有什么动静。
他没回头。走到胡同口那根电线杆子底下的时候风灌过来,把他夹克的下摆掀了一下,他把衣摆按住,继续走了。
许大茂走后的第二年春天,非典来了。
四九城一夜间全变了。
菜市场关了门,早点摊歇了业,胡同里戴口罩的人多了起来,有的人连下楼倒垃圾都戴着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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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喇叭从早到晚地播,内容翻来覆去的,他后来一句也记不清了,就记得那截男声沙沙哑哑的,像是被风吹散了的碎纸片,落得满胡同都是。
四合院的门从三月中旬起就没怎么开过。
张建军和沈婉莹不出门了,菜是王助理送来的——每隔三天,面包车停在胡同口,王助理拎着一兜兜塑料袋搁在院门槛内侧,敲两下门,隔着门板说一句东西到了,脚步声就远了。
沈婉莹听见脚步声远了才开门去取,菜叶子上还沾着水珠,一看就是刚从市场买回来的。
她把菜拎进去洗了,该切的切了,该冻的冻了。
两个人待在屋里,面对面坐着吃饭的时候话比以前更少了,可饭桌上的东西没少过。
沈婉莹还是做那些菜,葱花炝锅的香气从厨房窗缝里钻出来,飘到院子里,被风吹散了又聚起来。
有一天傍晚张建军端着茶杯在廊檐底下坐着看天,天边烧了一整片橘红色的云,把老槐树的轮廓映成了一道黑边,黑得油亮亮的。沈婉莹端了碗粥出来搁在他手边,也坐下来。
那年我刚来四九城,也是这种天。张建军说。
沈婉莹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答话,低头理了理袖子口的线头,才开口问了一句:哪年?
记不清了。就是那种天,和这个一模一样。
沈婉莹没有追问,陪他坐着看那片云慢慢暗下去。
风从院墙外面吹进来,把檐下那串风铃吹响了——那是很多年前铁蛋带回来的,铜管已经锈得绿了,声音也比从前闷了,可还是会响,叮一声,隔一会儿又叮一声。
到了五月份傻柱摔了。
从活动中心出来的时候在台阶上踩空了,摔下去髋骨撞在水泥沿子上,躺在地上疼得说不出话来,李丽赶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让旁边的街坊扶着坐起来了,脸煞白,嘴唇上全是冷汗。
去了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髋骨裂了,得住一阵子院。
傻柱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电视挂在墙角播新闻,音量开得很低,嗡嗡的。
有一天下午他的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号码,区号是香港的。他拿起手机愣了一会儿才接起来。
傻柱?
你摔了?
傻柱听出了许大茂的声音,靠在枕头上把手机换了只手:你怎么知道的。
军哥打电话告诉我的。你怎么回事,走路走不稳了?
台阶太滑了。
台阶滑你就不看路?你在食堂颠了那么多年勺没摔过,下了个台阶摔了,真是越老越不中用。
傻柱没有立刻接话,把手机搁在耳朵边上,从窗户外头透进来的光里看着自己的手背。
手背上的皮比以前松了,青筋更明显了,一条一条地凸起来。他开口问了一句:你从香港打过来的?
不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