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计春的激进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有人向上级做了反映,范计春被领导找去谈话,最后是农场的党委书记才把他保了下来。
好在他在落实反修反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精神促进生产的当年,他们连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丰收,很多知青也是第一次拿到了奖金。
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农场否决了他。
“否决就否决吧。”范计春对此也不甚太在意。反正推荐上大学实施了这么多年,也一直没能轮到他。
1977年1月的一天,大雪纷飞,突然团部派人通知他去参加考试。
范计春经打听才得知,原来是一个被推荐的常州知青,在参加完考试以后,突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范计春就这样阴差阳错稀里糊涂赶上了末班车。
外面大雪纷飞,寒风肆虐,屋里照样冰冷刺骨。在农场两个老师的监考下,范计春一个人参加了补考。
那时的情形太过难忘,以至于许多年过去了,范计春依然对当时的作文题目至今记忆犹新:从张铁生交白卷谈起。
同时间正在经历考试的还有下放农场的林锡琦。
提起笔开始答卷的时候,林锡琦的脑海里开始复现许多年前的情景。
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考试的消息传到苏北平原的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这一年推荐上大学时,林锡琦和三四个排级干部都被推荐上去。期盼已久,终迎来昭昭如愿的时刻,林锡琦欣喜若狂。
这时,连队里召集排级干部开会,说农场的广阔天地需要骨干,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
这样的决定如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灌下来,这让林锡琦心如死灰,浑身战栗。不过,那是一个思想单纯的年代,为了“广阔天地”,为了“大有作为”,林锡琦放弃了考试。
这一年又出了个什么铁生,以“白卷英雄”的形象掀起了反考试的潮流。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知识青年、农村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考试交白卷而写的一封信。该报在编者按语中说:“辽宁下乡知青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
后来,铁生上了大学,还成为辽宁省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员,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英雄”。
铁生有大学可上,然而,农场里考试成绩最好的人,却没有上成大学。
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生活还是年复一年,农场一直在亏损。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厉害,林锡琦特别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
怀疑的情绪也在知青中蔓延,辩论像地下的野火一样被点燃,“究竟知青下乡是权宜之计,还是做长远打算来培养接班人呢?”
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林锡琦正在地里干活,就听到大喇叭里播哀乐。
“哎呀,谁去世了呀?”
听说是周逝世,林锡琦心里慌得不得了,“我们以后会怎样呢?”
不只是她,农场里所有的人都慌了神儿。那些日子,大家除了以哭诉怀念,便是对于渺茫的未来充满担忧。
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待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有机会能上大学。
日子慢慢熬,希望也以一种巧合的方式再次降临。
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
只要能考试,就有希望。林锡琦是拼了命备考的。能否离开农场,圆了大学梦,全靠这场考试了。
考试结束以后,团政治部一个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对林锡琦说,“如果没有考试,你可能就比较吃亏。团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
听她一讲,林锡琦心里有了把握,“只要考试成绩比他们好,我就能上大学。”
好在林锡琦的努力没有白费。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这次连队没有再跟上次一样,鼓动“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毕竟能留下来的知青是少数,绝大多数返城的知青让大家认清了一个共识,那便是知青肯定是要返城的。
安徽定远县来的上海知青陈晓东,既激动又有点失望。
激动的是终于有大学上了,失望的是并非心中念念许久的学校。
这个上海向明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起在黑龙江插队4年,后来转到安徽。1976年,她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
她从小读书好,在农村的时候,很多次招工没有走,就是非常想读书。
因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她非常希望能学医。
1977年,公社里已经定下来她到上海二医大去读书。录取通知书到了县里时,她还在大队里忙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帮她拿了回来,一看却是复旦的。
明明报的是医学,公社敲定的也是上海二医大,怎么偏偏是复旦大学。命运就这样给她开了个玩笑。
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8年工龄老工人,厂里决定他可以带着每月43元的工资去上学。在上海自行车四厂,他从学徒做到车间生产组长、理论小组的副组长、厂团总支委员、基干民兵排的排长、写作组骨干。
他最红的时候,厂里公开写了表扬信:号召全厂青年学习庄昌泰的精神。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从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个,但十年中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
庄昌泰除了高兴就是自豪。他觉得这几年虽然很辛苦,但路途总算是顺畅的。
1月末的一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还没有亮,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求学之路。汽车驶过空荡荡的农场,林锡琦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起来,回头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不由得一阵惆怅,“大好的青春都留在这里了!”
1969年3月,春暖花开的日子,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
从大城市到农村,这一批充满青春的学子们总在憧憬着那里是多么地美丽,如同大草原一样美。
一到农场,林锡琦就觉得心里慌了起来。看惯了江南青山绿水的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平原,除了麦子的点点绿意,旷野里似乎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
所谓连队,就是田野中散布着的一些土坯房。所谓农场,解放前不过是一片芦苇荡,后来劳改犯来到这里,才有了人烟。
这不免林锡琦等人心里很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