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门口,自己在门板上敲了两下。门从外面打开了。沙瑞金站在门口,旁边站着侯亮平和两个纪委的人。
李达康转过身,看了祁同伟最后一眼。
“同伟,我老婆的事——麻烦你了。”
祁同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看着李达康被带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声控灯一盏一盏灭了,只留下走廊尽头那一盏还亮着。
沙瑞金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那杯没喝的茶。他看着祁同伟的表情,没有开口问。倒是侯亮平先开口了。
“他说了什么。”
“说了很多。他说张涛不是他杀的。但我觉得他不是在为自己开脱。”祁同伟把椅子推开,走出谈话室,“他是在怕一个人。”
“谁。”
“赵立春。虽然赵立春现在话都说不了。但李达康还是怕他。那种怕,已经刻在骨头里了。”
出了省委谈话室,祁同伟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声控灯灭了两盏,只剩尽头那一盏还亮着,照得走廊深深浅浅的。侯亮平靠在墙上,把烟头摁进随身带的铁皮烟灰缸里,盖子拧上的时候出一声闷响。
“李达康说张涛不是他杀的,你信几成。”
“八成。”祁同伟说,“他不怕认错,但他怕认罪。认错和认罪之间,有一条他不敢跨过去的线。”
“但他秘书的录音里,他说的是‘警告一下’。警告这个词太模糊了。可以是打一顿,可以是吓唬一顿,也可以是别的。”侯亮平把烟灰缸装回口袋,“沙书记刚才说了,不管张涛的死最后能不能定在他头上,现有的证据已经够他喝一壶了。藏匿人证、打击报复举报人亲属、滥用职权——三条加在一起,他这个书记是当不了了。”
两个人一起走出三号楼。月光很亮,照得院子里那排冬青的叶子泛着白光。祁同伟走到车旁,拉开车门,又回头看了侯亮平一眼。
“猴子,你查过赵立春的现状吗。”
“查过。他在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中风之后右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只能说简单的词。但他脑子是清楚的。他儿子被抓的事,医院没敢告诉他,但他大概已经知道了。”
“明天我去见他。”
侯亮平挑了挑眉毛:“你见他干什么。他那个状态,审讯做不了,口供也录不了。”
“不做审讯。我只是想看看他。”
这话说得没头没尾。但侯亮平没有再问。他拍了拍祁同伟的肩膀,说了一句“早点回去”,然后上了自己的车。两辆车一前一后开出省委大院,在门口分了两条路。
第二天一早,祁同伟去了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在住院部顶楼,电梯口有专门的保安值守。
他亮了证件,保安打了个电话确认,然后放行。
走廊里铺着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
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印刷的,裱得很讲究。
空气里有消毒水和花露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病房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一个女人低低的声音,像是在念报纸。祁同伟推门进去。病房很大,窗户朝南,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晃得人眼睛酸。
床上靠着一个老人,头全白了,脸上的肉松垮垮地垂着,右嘴角歪斜,口水沿着下巴淌下来,一个女人正拿毛巾给他擦。
女人五十来岁,穿着护工的制服,看见祁同伟进来,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