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
终于,在肖前勇又一次带着人去抄一个老会计的家时——那老会计都六十多了,在厂里干了半辈子,之前轧钢厂还是娄半城的时候就在这了,就因为成分问题被揪了出来——李国庆带着保卫处的人直接赶到现场。
肖前勇正指挥手下往卡车上搬东西呢,看见李国庆带着人过来,还笑嘻嘻地迎上去,说
“李处长您怎么亲自来了,这点小事我自己能处理”。
李国庆没搭理他的笑脸,当着所有人的面,从兜里掏出那本私人账本,往肖前勇面前一摔,说:
“肖前勇,你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截留查抄物资,从中牟取私利。这些账目,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肖前勇当时脸就白了,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滚,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李国庆没给他狡辩的机会,当场宣布他停职接受调查,让人把他带回保卫处。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肖前勇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就被两个保卫处的干事架着胳膊带走了。
他回头看那卡车上的东西,脸上的表情像是终于明白自己这一跤摔得有多重。
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李国庆找了个由头——明面上说的是“工作需要”,把肖前勇从安全生产科科长的位置上调走了。
说得好听是“平调”,去了一个没有任何职权的副手,实际上是明升暗降,直接降级处理。
从科长变成副职,手里的权力被架空得一干二净,连签个字都得看正职的脸色。
肖前勇接到调令的时候脸都绿了,在办公室里摔了杯子,把桌上的文件全扫到了地上,骂了整整一个下午,嗓子都骂哑了,把能想到的脏话全骂了一遍。
可骂归骂,调令都下来了,白纸黑字盖着红戳,他还能怎么办?
他的靠山崔大可早就倒台了,之前李国庆等人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现在厂里没人替他说话,他就像一个被遗弃的棋子。
这件事在厂里连个水花都没整出来就平息了——没有人替他喊冤,没有人替他打抱不平。
当有心人得知肖前勇被调走的消息之后,无不拍手叫好,有的甚至私下里放了鞭炮。
尤其是那个被他抄了家的老钳工老孙头,听说肖前勇被调走了,愣是让老伴炒了两个菜,自己喝了一盅酒,喝着喝着眼泪就下来了,说“老天爷总算是开了眼了”。
可见这个肖前勇在轧钢厂里多不招人待见,也就他手底下的几个人能听他的话了——那几个人也是跟着他干过不少缺德事,肖前勇一走,他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一个个夹着尾巴做人,在车间里连头都不敢抬,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时间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到了年夏。
四合院里众人也没有搞事的——这些年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小心翼翼,谁也懒得去招惹谁。
易中海在崔大可回来之后就更加收敛,不在院里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的。
傻柱这些年和李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两个孩子都大了,懂事听话。李丽在院里人缘也好,跟谁都客客气气的,逢年过节还给邻居们送点吃的。
易中海看着傻柱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心里头也不是没有触动。他有时候坐在堂屋门口看着傻柱那屋亮着灯,窗户纸上映出一家四口的人影,耳边传来孩子的笑声,就会想起自己当初在院里当一大爷时干的那些事。
他嘴上不说,心里多少有些感慨。
崔大可自从下乡回来之后就一直老老实实在易中海手底下学技术,虽说考不了级——因为劳改犯的身份,厂里不给他考级的机会——但学到就是自己的,反正一天也没啥事儿。
他跟着易中海学钳工,从最基础的识图、划线、锉削开始,一招一式地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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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海对这个干儿子倒也不藏私,手把手地教,该怎么拿锉刀,该怎么看卡尺,该怎么校准,全都倾囊相授。
毕竟在他看来,崔大可虽然有各种毛病,但养老还得靠他,多教他一点本事,将来也能多赚点工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
当然,他想要搞事也不可能。
崔大可现在是劳改犯,根本没人搭理他。
院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他以前那些狐朋狗友早就散了。
他在车间里也被孤立——以前被他训过的、被他打压过的、被他构陷过的人,虽然不至于当面找他麻烦,可也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多说一句话。
他每天就是上班干活,下班回家,两点一线,日子枯燥得像一杯白开水。
倒是贾张氏现在也开始为家里着想,开始在外面挣钱了。
这也是被逼无奈——棒梗虽然下了乡,可日子并不好过。
那边的地不好,一年到头打不了多少粮食,工分也少得可怜。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棒梗寄一些生活费,要不然他在那边连盐都吃不上。
家里也实在困难,秦淮如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三张嘴——小当、槐花和贾张氏——再加上棒梗那边的开销,真是捉襟见肘。
就连秦淮如的馒头换馒头的生意也不景气,现在风头紧,她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干了。
贾张氏只能被迫营业了,但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说白了,就是碰瓷。
她年纪大了,腿脚看着也不太利索,面相又凶,这几样往一块儿一凑,反倒成了她独有的优势。
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她也琢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赚钱路子。
这路子说出来不光彩,但在她看来,能挣着钱就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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