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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点了点头。

陈老栓领着他们往镇子西头走，穿过一条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土路，又绕过两排废弃的棚屋。

时云屿跟在老头半步之后，沈淙一走在他旁边，手一直没松开。

走了大约一刻钟，前面出现了一道生锈的铁栅栏门。门上的锁早就被人砸了，只剩两个歪斜的铰链挂着，风一吹就吱呀乱叫。

老头伸手把门推开，侧身让了让。

“到了。”

时云屿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那地方比他想象中要大得多。从栅栏门到最里面那栋楼，纵深少说有三四十米，横着排开好几间屋子，正中间那栋是个三层的小楼，两边是平房，后面还有一排像是病房的长条形建筑。

墙面上还残留着白漆的痕迹，刷过“静”字和箭头，门口的水泥台阶被人踩得凹下去一块，应该是当年病人来回走出来的。

但也就剩这些了。

屋顶塌了大半，焦黑的椽子横七竖八地戳在半空中，墙面上密密麻麻全是砸出来的坑，有的地方整面墙皮被铲掉了，露出底下的红砖。

地面上散落着烧了一半的文件纸屑，久经风霜已经面目全非，风一吹就贴着地皮打旋，像灰白色的蛾子。

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化学药剂烧过的焦糊味，混着泥土和野草的潮气，二十年了还没散干净。

老头走在前面，脚步放得很慢，一边走一边拿脚踢开地上的碎砖块。

“当年那些人走的时候，把能烧的都烧了，能砸的都砸了。仪器搬不动，就拿锤子砸，砸完了还放了一把火。”他指了指左边那间平房的残骸，“那间是陶医生的办公室，里头有个大铁柜，装病历的，他们直接把铁柜推倒了，泼上汽油烧。烧完了又拿铲车碾了一遍。”

时云屿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烧得只剩半截的纸片。

纸片边缘焦黑，中间还残留着几个模糊不清的钢笔字，他认出了“临床”“剂量”两个词，剩下都烧没了。

他们继续往里走。

绕过那栋塌了顶的小楼，后面是一片被清理出来的空地。

四周的废墟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子，堆着碎砖和烧焦的木梁，但中间那一块被人扫得干干净净，地面上铺了一层压实的黄土，边角还用碎石码了一圈矮矮的边线，像是个被硬生生从废墟里抠出来的院子。

院子里有人。

墙根底下坐着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的面色蜡黄，有的瘦得脱了相，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很安宁的笑。

棚子中间的空地上，一个年轻姑娘正弹一把旧吉他，弹的是《送别》，旁边一个中年男人跟着哼，其他人有打拍子的，也有人闭着眼听。

再往里更热闹一些。

一个瘦瘦的中年女人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张红纸，旁边围着几个人，她正教他们剪窗花。

红纸在她手里翻了几下，剪刀咔嚓咔嚓地响，一朵石榴花就开了出来。

旁边一个老头接过去看了看，乐呵呵地举在眼前端详，说：“这花剪得好，能贴窗户上。”

另一个年轻人凑过来，说“婶子给我也剪一个呗。”

那女人笑着骂他：“你一个大老爷们要啥窗花？”、

那年轻人说：“我贴床头啊，好看。”

周围的人都笑了。

她旁边蹲着个半大的男孩，瘦得颧骨支棱出来，手里攥着根粉笔，在地上画格子。

沈淙一注意到了一件事，这群人虽然年龄不同、相貌各异，身上有些东西却是共通的。

脸色都灰扑扑的，黄里透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皮肉里把血色抽走了。颧骨一个个支棱着，眼窝陷下去，衬得眼睛格外大，可那大里头没什么神采，都是一副油尽灯枯的模样。

院子里那股热闹和周围那片废墟格格不入，犹如死亡之地上活跃的生机。

沈淙一被这些人抱团取暖的活气和乐观深深触动，他久处高位，从未见过这等人间疾苦。

陈老栓站在沈淙一旁，声音放得很低，像是怕吵着院子里那些人。

“都是些撑不下去的。县医院治不了，家里也没钱了，有的在镇上租间屋子等死，有的干脆住到这片废墟里来。后来人越聚越多，就有人开始拾掇这块地方，扫干净了，搭个棚子，没事坐一块说说话。弹琴那个姑娘是从外地来的，家里没人了，她自己找过来的，说这儿有人气，比一个人待着强。”

“那个剪纸的，”老头指了指竹椅上的女人，“乳腺癌，转移了，大夫说没几个月了。她男人走了，她自己搬这儿来住。刚来那阵子整天哭，后来不知道谁给她找了张红纸和剪刀，她以前在厂里文工团待过，剪着剪着就不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