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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1章 戴伟的烦恼(第1页)

戴伟一夜没睡。

天还没亮他就睁着眼睛,听车轮咣当、咣当地碾过铁轨接缝,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替他数着还剩多少里路。从山东泰安到上海,整整十九个小时。

硬座上坐得屁股发麻,他还是每隔一阵就伸手去摸一摸怀里那个帆布包。

包里装的东西不多:一套换洗衣裳、一双新买的解放鞋、母亲缝的蓝布枕套,还有半袋子炒得发香的地瓜干。

枕套上绣了四个字:好好念书,针脚歪歪扭扭,是母亲借了邻居家的顶针,在煤油灯底下熬了三个晚上绣的。

他把手伸进包里,摸到那层布,指腹在纸上一寸一寸地擦过去,忽然鼻子发酸。

窗外的天由黑转灰,再由灰转出一层淡青。

一九七七年二月,江南的冷和山东不一样。

山东的冷是刀,刮在脸上生疼,进屋烤烤火就活了。

上海的冷是水,慢慢渗进棉袄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戴伟把军大衣的领子往上翻了翻,还是冷,可心里是热的,热得他坐不住。

前面就是上海了。有人在车厢里说了一句。

整节车厢

地一下醒过来。有人爬起来扒窗户,有人手忙脚乱地捆行李,有人对着小镜子抹头发。

戴伟也站起来,膝盖

地响了一声。

他的喉咙发紧。他不是没出过远门的人,他当过公社的报道员,跟着拖拉机去过县城,跟着地委的车去过地区。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去复旦。

火车进站,汽笛拉得又长又尖。

人潮从车厢里涌出去,又被站台上的人潮顶回来。

戴伟背着包,被人推着往前走,脚底下的解放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啪嗒、啪嗒。

他从来没听过这么密的脚步声。几千个人同时走路,那声音像下大雨。

接新生的车停在外头。戴伟刚把脚踩到车门踏板上,还没来得及往下看——咚!咚!咚!锣鼓声劈头盖脸砸过来。

那声音不是敲出来的,是泼出来的。

一面大鼓,两面铜锣,还有几副小镲,敲得人耳朵嗡嗡响,胸口发麻。

戴伟一愣,脚就停在半空。紧接着哗啦啦一群人扑上来,伸手就抢他背上的包。

同学!同学!哪儿的?行李给我,我给你扛!中文系的吧?中文系在这边!路上累不累?饿不饿?

戴伟被七八只手同时按着,愣是没敢动。

他后来一直记得那个瞬间:那些脸,一张一张全凑在他眼前,红扑扑的,冒着热气,笑起来连眼角的细纹都在抖。那种红不是晒出来的,是血往上涌的红,是高兴得憋不住的红。他一路憋着的那口气,地散了。

他被裹着往前走。锣鼓在前头开路,人在旁边挤。

我们的学校——一个梳麻花辫的女生拖着长腔喊,欢迎新同学——后头一群人跟着哈哈大笑。

戴伟只能偷眼打量。

校园里到处是红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学员入学,一条一条挂在梧桐树杈上,风一吹,横幅鼓起来,像一串红色的帆。

满地都是蓝灰卡其布的中山装,上衣四个口袋,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那颗。

女生大多是齐耳短发,或者两条麻花辫,辫梢上扎着素色的橡皮筋。

没有一件花衣裳,没有一条裙子。可就是这样,戴伟忽然觉得,这地方比过年还热闹。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早上还在火车上,心里凉得像块冻土。

这会儿,校园里那些笑脸、那些敲不完的锣鼓、那些同学同学的喊声,把他心里那个空落落的大窟窿,一点一点填上了。异乡,也不过是远在异地的新家。

戴伟笑了。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在笑。

后来他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这一届的接新生,搞得这么泼天。

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

当时的《文汇报》上有一句话,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说上海已经成为埋葬那一小撮人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

报纸上的话,戴伟在公社的广播里听过。

他当时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把秧苗,听见大喇叭里念这一段,忽然手一抖,秧苗上的泥水滴到了裤腿上。他没擦。他站在田里,望着那个挂在电线杆上的黑喇叭,望着望着,眼睛就酸了。

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这是他在校园里才真切摸到的东西。这里的春天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从人脸上长出来的。

报到的地方在中文系。

中文系在一座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

楼不高,藏在树阴里,走三步才看得见一角檐,走五步它又不见了。

楼前是一大片草坪,草还没绿透,黄一块青一块。

草坪对面隔着老远,是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戴伟站在楼下,仰起脖子,看了很久。

后来他才知道,这小楼叫弈柱堂。这名字听着就让人不敢乱踩。再后来他还知道,这楼里走过的人,他都在课本上见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从这儿走过去。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也从这儿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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