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光村。
这个日子夹在圣诞和元旦之间,像个被遗忘的驿站,往前是热闹,往后也是热闹,唯独它自己冷冷清清。钱乐欣早上醒来的时候,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色的,分不清是阴天还是雾霾。她躺了一会儿,把手放在肚子上,那里今天很安静,像是里头的小家伙也在犯懒。
没人告诉她今天,月号,什么不同。
起床,洗漱,热一杯牛奶,烤两片面包。面包有点干,她就着牛奶慢慢咽下去。吃完早饭,她把碗筷收进水池,没有立刻洗,而是走到卧室角落,停在那台机器面前。
那是一台德国产的koton毫米放映机,钱景尧花了大价钱从德国回来的,占用了一个大件指标。当时他说这是“专业级的东西,德国人做的东西能用一辈子”。现在,这台冰冷的机器成了她在这间屋子里最忠实的陪伴。
koton的机身是深灰色的,沉得吓人,两侧的金属散热孔排列整齐,像某种精密仪器的呼吸口。此刻它安静地立在专用的金属架上,镜头对着墙上挂着的那块可收放的幕布。钱乐欣弯腰打开电源开关,机身底部立刻传来一声沉闷的嗡鸣,那是内部风扇开始运转的声音。她把毫米的片盘装到供片轴上,金属轴芯咔哒一声锁紧。穿片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她必须让胶片依次绕过供片齿轮、片门、音鼓和收片齿轮,每一处齿孔都要准确地卡进齿轮的齿牙里。第一次操作的时候她花了半小时,手忙脚乱,差点把胶片扯断。现在熟练多了,两分钟搞定。
她按下启动键,电机开始转动,齿轮啮合的声音细密而均匀,像一只巨大的机械钟表在体内走动。片门里的灯泡亮起来,一束光穿透镜头,打在幕布上。胶片一帧一帧地通过片窗,画面在轻微的抖动中活了过来,那是里克酒吧的黑白世界,烟雾缭绕,钢琴师在弹《时光流转》,山姆坐在琴凳上,手指按下琴键。
这已经是第几遍了?她懒得数。刚开始看的时候,她还会在心里默默计算次数,后来次数多了,计算就失去了意义。就像一个人天天走同一条路,走着走着就不再数脚步,只是走。
可奇怪的是,看得越多,她就越现自己以前根本没看懂。
《卡萨布兰卡》的诞生与二战历史紧密交织。年,正值盟军登陆摩洛哥的关键时刻,影片的拍摄几乎与真实战局同步推进。这些背景知识是钱景尧以前讲给她听的,当时她左耳进右耳出,现在却莫名其妙地想了起来。导演迈克尔·柯蒂斯在好莱坞片厂制度下,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这部作品,剧本创作全程充满不确定性,编剧团队根据新闻简报实时调整剧情,甚至结局直到拍摄前仍未确定。那种“边拍边改”的创作模式,反而赋予影片一种粗粝的真实感,正如制片人所说:“混乱中诞生的奇迹,恰是战争的倒影。”
比如今天,她的目光落在一个始终坐在角落里的老人身上。那是个几乎没有台词的角色,镜头扫过他的时候,他永远只是默默地喝酒,偶尔抬头看一眼那些喧闹的人群,然后又低下头去。他的脸上有一种很深的疲惫,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的疲惫,而是那种在战争里活了太久、看见过太多东西之后,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的疲惫。
钱乐欣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她忽然想,这个人以前是什么样的呢?战争开始之前,他也许是个教师,也许是个商人,也许有妻子和孩子。人都去哪儿了?是死了,失散了?他每天坐在这间酒吧的角落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是不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以前看这部电影,她只觉得主角们的故事荡气回肠。现在她忽然意识到,那些坐在角落里的人,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才是大多数。他们不是不爱,不是不勇敢,只是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只剩下活下去这一个念头。
她的手放在肚子上,那里还是安静的。
荧幕上的画面继续流动。山姆还在弹琴,里克低头喝着威士忌,伊尔莎还没有出现。一切都还早。
槐树的影子从窗台爬到了地板上,又慢慢地爬到了墙上。钱乐欣没有起身开灯,就着放映机投出的光继续看。那束光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是被惊扰的旧梦。
电影进行到那场着名的对决戏,德国军官开始带领众人唱起刺耳的德国歌曲,酒吧里的气氛骤然紧张。以前看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跟着英格丽·褒曼走,看她那闪烁着泪光的蓝色眼眸,看她进退两难的挣扎。可这一次,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无名无姓的女歌手身上。
那位酒吧驻唱的女歌手,先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然后抬起头,向乐队的方向用力地、几乎是带着挑衅地一点头。《马赛曲》的前奏响起来了。
镜头扫过她的脸,只有短短两三秒。那张脸上没有眼泪,没有夸张的愤怒,只有一种近乎肃穆的坚毅。她唱得不算完美,声音里甚至有一点点颤抖,可她唱得那样用力,像是要把胸腔里所有的空气都化作那几个音符。周围的法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加入进来,声音越来越洪亮,盖过了对面的德语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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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乐欣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她从没注意过这个女人。在整个故事的宏大叙事里,她只是一个背景板,一个推动情节的工具。可此刻,在这个安静的冬日下午,这个女人却像一道突然亮起的光,让她看见了一种沉默的力量。那不是主角式的光芒万丈,而是普通人被逼到某个时刻,忽然爆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
koton的电机声在背景里持续轰鸣,那是一种均匀的、让人安心的声响。据说这种德国机器可以连续工作一整天而不出故障。此刻它忠实地运转着,把七十多年前的光影一帧一帧地送到幕布上。那些画面经过胶片的颗粒、镜头的折射、空气的尘埃,终于抵达她的眼睛。这个过程本身就像一场时间的旅行。
她继续往下看,那个总是微笑着的雷诺局长。以前她觉得他是个圆滑的、甚至有点可笑的配角。可这一次,她看见了他笑容下面偶尔闪过的审视,看见了他和里克对话时那些意味深长的停顿。他不是简单的坏人或者好人,他只是一个在那样的时代里,试图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活得更久一点的人。
下午两点三十一分,koton还在转,钱乐欣往片门上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台德国机器的好处就在这里,它可以连续运转一整天,只要你记得给它上油。金属与金属之间需要那层薄薄的缓冲,就像人与人之间需要留一点余地。她不懂机械,但这段时间和这台放映机朝夕相处,倒摸出了一些门道。
两点三十二分,电影放到里克和伊尔莎在巴黎重逢的那段闪回,黑白画面里,埃菲尔铁塔的轮廓模糊而遥远,里克穿着浅色西装,笑容比后来在酒吧里多了许多。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失去,不知道什么叫等待,不知道这世上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是永远。山姆在背景里弹着琴,伊尔莎的眼睛里装着整个春天的光。
钱乐欣把毯子往上拉了拉,遮住肩膀。屋子里有暖气,但房子的保温不好,窗缝里总是钻进来若有若无的凉意。她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受那里偶尔传来的一下轻微跳动。小家伙今天很乖,动得不厉害,像是也在安静地看电影。
两点三十三分,画面上说:“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个城镇,城镇里有那么多个酒吧,她却走进了我的。”
这是倒着说的台词。原版是里克说的,但这段闪回里,它属于伊尔莎。钱乐欣以前没注意过这个细节,同样的台词,不同的人说,味道完全不同。里克说的时候是自嘲,是认命,是“你看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伊尔莎说的时候却像一种预言,一种她已经看见结局却无力改变的悲悯。
两点三十四分,钱乐欣的心忽然空了一拍。那种空不是剧烈的疼痛,而是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甚至无法命名的感觉。她下意识地按住胸口,那里跳动得有点乱,像一台突然失去节拍的节拍器。
那种感觉很复杂。不是单纯的悲伤,不是单纯的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失去感的空洞。就像你站在月台上,看着一辆火车缓缓启动,你知道那辆车上有你认识的人,可你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是谁。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开走,越来越远,直到变成天边的一个点。
她想抓住什么。可手边什么也没有,只有koton均匀的转动声,只有幕布上继续流动的光影,只有肚子里那个偶尔动一下的小生命。
两点三十四分,窗外的天还是灰的,老槐树的枯枝还是那样伸着,楼下偶尔传来一声自行车的铃铛。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可一切都不一样了。然后,像所有一闪而过的念头一样,她脑子里冒出一个名字。
谭笑七,
那个可恶的男人,在黑暗里侵犯了她七天,后来不按约定在那个黑暗的公寓里等她,一个至今不知样貌的神秘的年轻富翁。
两点三十四分,在那种莫名其妙的心悸里,在那种有什么东西正在离去的空洞感里,她想的竟然是,是不是谭笑七遭了雷劈?这个念头很恶毒,但她没有阻止自己,她希望这是真的。那个男人此刻正躺在某条臭水沟里,她希望老天爷终于开眼,所有作恶的人都会在某个瞬间遭到报应。每次想起他的名字,胸口还是会疼。
她把这种疼压下去。把手放在肚子上,那里的小生命已经会动了,会在某个时刻轻轻地踢她,提醒她自己的存在。她想,如果真是谭笑七遭了报应,那就是他在和肚子里这个娃娃告别,一个根本不配出现的人。那个男人不配当父亲,不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不配在任何意义上和这个孩子生关联。如果他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就离开吧。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永远不要再出现。
她这样想着,心里竟然好受了一点,那种空洞的感觉还在,但她给它找到了一个解释。一定是谭笑七。一定是那个混蛋出了什么事。老天爷终于睁眼了。她把这种解释紧紧抓住,像抓住一根浮木。她不去想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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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三十五分。心悸过去了。像来时一样突兀,去时也毫无痕迹。心脏重新规规矩矩地跳起来,一下,一下,一下,像koton的齿轮,均匀而沉默。
她继续看电影,只是偶尔,她会再想一下那个念头——谭笑七遭了雷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