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林婉清说,“每种就几瓶,够应急用就行。关键是种类要全,因为不知道下一个需要救治的人是什么病。”
李建国看着清单,心里感动。妻子不仅支持他,还把他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这些药品知识,是她这段时间自学的结果——她去找了很多医学书,看不懂就问李建国,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婉清,谢谢你。”李建国握住她的手。
“谢什么。”林婉清笑了笑,“我们是一家人。你做的事,就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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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李建国一边等许大茂的消息,一边继续完善网络的调整。
他编写了一本简单的医疗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常见疾病的识别和处理方法。手册里没有提到任何政治敏感的内容,纯粹是医学知识,即使被人现,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手册的最后,他加了一句话:“医者仁心,生命至上。愿这些知识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他的信念,也是这个网络的核心理念。
手册通过三个一级节点分下去。老掌柜拿到手册时,翻看了几页,眼眶有些湿润:“大夫,您这是……把饭碗都传出来了啊。”
“知识本来就应该分享。”李建国说,“一个人能救的人有限,但如果很多人都有基本的知识,就能救更多的人。”
“我明白了。”老掌柜郑重地把手册收好,“我会好好学,也会教给该教的人。”
与此同时,网络的去中心化改造也在进行。李建国不再直接联系二级、三级节点,而是通过一级节点传递指令和物资。信息的传递路径变得更曲折,但也更安全。
比如,西城需要一批止咳药,流程是这样的:需要的人联系修自行车的老王头(他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只知道暗号),老王头把需求告诉李建国,李建国准备好药,放在约定的地点,老王头去取,再转交给需要的人。
整个过程,需要的人不知道药从哪里来,老王头不知道药给谁,李建国不知道具体是谁需要。三方信息隔离,即使一个环节出问题,也不会牵连整个链条。
这需要高度的信任和纪律,但网络运行三年多,已经形成了这种默契。每个人都明白,保护秘密就是保护所有人。
十天后,许大茂那边有了回音。
还是电影厂仓库,许大茂递给李建国一封信:“娄晓娥的回信。你看看。”
信很厚,用的是香港的航空信封。李建国打开,里面是娄晓娥的亲笔信,字迹娟秀:
“大茂友:来信收悉。所需物品已悉知,可代为采购。但运输需谨慎,建议通过广州友人转交。我有一友人在广州外贸局工作,每月往返深港,可托其携带少量物品。具体可联系……”
信里详细说明了联系方式和交接方法,还附了一张药品报价单——价格比国内贵不少,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她答应了。”李建国说。
“答应了,而且想得挺周到。”许大茂说,“广州那边的人,你联系的时候要小心。就用信里说的暗号:说是‘娄小姐介绍来买广式点心的’。”
“明白。”李建国把信收好,“钱怎么给?”
“娄晓娥说,第一次她先垫着,东西到了你再给。”许大茂说,“她说相信你。”
李建国心里一暖。娄晓娥还是那个娄晓娥,善良,重情义。即使离开了这么多年,即使现在的处境天差地别,她还是愿意帮忙。
“替我谢谢她。”李建国说。
“你自己谢吧。”许大茂笑了,“她说,如果你有机会去香港,她请你喝茶。”
从电影厂出来,李建国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香港的药品渠道打通了,网络的救治能力将大大提高。虽然风险也增加了,但值得。
回家后,他立刻开始准备第一次采购。根据娄晓娥提供的清单和报价,他计算了需要的资金。不便宜,但还能承受——这些年来,他通过丰泽园的工作、空间出产的黑市交易,积累了不少钱。现在,这些钱有了最重要的用途。
林婉清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这些年攒下的各种票证和现金:“用这些吧。家里留点生活费就行。”
“不用全用。”李建国说,“第一次先少买点,试试渠道是否安全。”
他写了一封回信,通过许大茂转给娄晓娥,列出了第一批需要的药品:青霉素十支,硝酸甘油五瓶,氨茶碱三瓶,还有几种常用的止痛退烧药。数量不多,但都是急需的。
信里还附了钱——不是全部,是一半,剩下的一半等货到了再付。这是规矩,也是对彼此的尊重。
信寄出后,就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