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慢性支气管炎咳血,需要润肺止咳、凉血止血的药。他选了百合、麦冬、川贝母、白及、三七,制成蜜丸。
物理学家的骨折感染,需要接骨续筋、清热解毒。虎骨粉已经不多,他省着用,配上骨碎补、金银花、连翘、蒲公英。
工业厅长的胃溃疡出血,需要健脾和胃、止血生肌。黄芪、白术、茯苓、白及、乌贼骨、浙贝母……
还有历史学家的肝病,农学家的肾病,文学家的神经衰弱……
每一份药,他都根据病情精心配伍。既要有效,又不能太“神效”而引人怀疑。所以他在一些方子里加了普通的草药作为“掩护”,真正的核心药材用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包装依然是老规矩:最普通的容器,最简单的说明,字迹歪斜得像是不识字的老人的手笔。
只是这一次,他多做了件事。
在每份药的包装里,他都放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只有一个字:“望”。
望,是希望,是盼望,是守望。
他希望这些药能起作用,盼望这些人能熬过去,守望这个国家好起来的那一天。
他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看懂这个字的意思。
但他希望他们能。
配完五份药,天快亮了。李建国退出空间时,感到一阵疲惫——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
救人,不是简单地把药送出去就完事了。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人生,一个家庭,一种可能。
救活了,这个人也许还能回到岗位上,还能挥作用。
救不活,就什么都没了。
这种重量,压在肩上,沉甸甸的。
第二天,药通过老吴的渠道送出去了。
接下来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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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消息传回来,等待那些人病情的变化,等待春天的真正到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李建国在轧钢厂技术科审核图纸时,接到了林卫东打来的电话。
“建国,消息回来了。”
“怎么样?”
“五个里,四个有反应了。”林卫东的声音透着兴奋,“经济学家咳血止住了,物理学家烧退了,工业厅长没有再便血,历史学家说肝区疼痛减轻了……”
“还有一个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农学家……没撑住。药送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三天了。肾衰竭,尿毒症。”
李建国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
他知道会有这一天。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回来。医学有极限,时间有极限,距离有极限。
但真正听到消息时,心里还是像被什么扎了一下。
“家属……说什么了吗?”
“家属说,谢谢。说药虽然没赶上,但这份心,他们领了。”林卫东叹了口气,“还说,等将来政策好了,一定亲自来北京道谢。”
李建国挂了电话,在办公桌前坐了许久。
四个成功,一个失败。
成功率百分之八十,很高了。
但他记住的,是那个没救回来的人。
农学家,研究土壤改良的,下放前在农科院工作。信里说,他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中国农民都能吃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