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真相是什么,他都会坦然面对。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信念。
六月七日,星期一,京海的气温陡然升高,湿热难耐。
巡视组的工作进入第二周。侯亮平决定兵分两路:一组继续在市区与各级干部谈话,收集面上的情况;另一组由他亲自带队,下沉到基层,重点核查之前现的几个疑点。
第一站是京海城建集团。这家市属国企的总部位于新区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光。集团董事长杨卫东早早就等在门口,五十多岁,微胖,笑容可掬,但眼神里透着精明。
“侯组长,欢迎欢迎!”杨卫东热情地握手,“我们已经按照要求准备好了所有资料,会议室也安排好了。”
侯亮平点点头,没有过多寒暄,直接进入正题:“杨董事长,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集团近年来的经营情况,特别是承担市政工程这块。”
“应该的,应该的。”杨卫东一边引路一边说,“我们集团作为市属国企,一直以服务城市展为己任。近三年,我们承建了地铁三号线、环城快路西段、新区污水处理厂等二十多个重大项目,累计投资过三百亿。”
会议室的椭圆形长桌上,整齐摆放着几十个文件夹。侯亮平粗略扫了一眼,标签做得非常规范:财务报告、工程档案、审计报告、会议纪要几乎能想到的材料都有。
“资料很齐全啊。”侯亮平坐下,翻开最上面的一份文件。
“我们管理比较规范。”杨卫东笑着说,“特别是孙书记来了以后,要求所有重大工程都要建立完整的档案,做到可追溯、可核查、可问责。”
侯亮平不动声色。又是孙明,这个名字在京海的材料中出现频率极高,几乎每一项工作都能与他的要求挂钩。这个人对京海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毛细血管层面。
“杨董事长,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侯亮平开门见山,“集团中标的市政工程,中标价比预算低很多,但最终结算价往往过预算。比如环城快路西段,中标价亿,最终结算亿,了。能解释一下吗?”
杨卫东的表情没有变化,显然早有准备:“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招标时为了中标,报价会相对保守;二是施工过程中,经常遇到地质条件变化、设计优化、材料价格上涨等情况,需要变更签证;三是工期延长导致管理成本增加。”
“变更签证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平均过o。”
“这要看具体项目。”杨卫东翻开一份文件,“比如地铁三号线,在地下施工时遇到了未探明的流沙层,必须采取特殊加固措施,这一项变更就增加了亿。这些都是有专家论证、监理确认、审计审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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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亮平继续追问:“变更签证的审批流程是怎样的?”
“严格按照规定。”杨卫东详细介绍,“施工单位提出变更申请,监理单位审核,设计单位确认,建设单位审批,最后报市政府重点工程办公室备案。重大变更还要上市长办公会或专题会研究。”
听起来无懈可击。但侯亮平知道,制度是制度,执行是执行。在工程领域,变更签证是最容易产生灰色地带的环节,因为技术性问题往往只有内行人才能看懂。
“我能看看具体的变更签证材料吗?比如环城快路的。”
“当然可以。”杨卫东示意工作人员搬来几个大箱子,“所有原始资料都在这里。侯组长可以随便看,我们全力配合。”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侯亮平带着组员仔细查阅了环城快路项目的变更签证材料。材料确实很全:申请单、审核意见、会议纪要、现场照片、专家意见、审计报告每一个变更都有完整的流程记录。
但侯亮平还是现了问题。
“周正,你看这个。”他指着一份专家意见书,“这位张教授,在三号线项目和快路项目中都担任了专家组长。他出具的意见,总是支持增加投资的变更申请。”
周正仔细比对:“还真是。而且变更的理由都很相似:地质条件复杂、技术要求高、材料成本上涨几乎成了模板。”
“再看看监理单位的意见。这家‘诚信监理公司’,几乎包揽了城建集团所有大项目的监理业务。他们的审核意见也总是很‘配合’。”
“需要查查这家监理公司的背景吗?”
“查。”侯亮平说,“还有那位张教授,看看他除了专家费,还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离开城建集团时,已经是下午三点。杨卫东一直送到门口,态度始终恭敬配合。但侯亮平感觉到,这种配合背后,是一种有恃无恐的自信——仿佛在说:你们查吧,我们一切都合规。
第二站是市财政局。侯亮平要查的是政府补贴放情况,特别是给城建集团的亿补贴。
财政局局长林晓梅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干练精明。见到侯亮平,她没有过多客套,直接打开电脑:“侯组长,您要看的补贴数据都在系统里。我们财政局的每一笔支出都有电子记录,可以追溯到具体文件、审批人、时间。”
侯亮平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问道:“给城建集团的补贴,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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