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昌站起身,走进灶间。他开始和面,准备明天的点心。面要和得软硬适中,要揉得光滑。他揉得很用力,像是在揉掉心里的苦,揉掉对弟弟的担忧,揉掉对这个乱世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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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还得过。点心还得做。铺子还得开。
一个月后,又有人要走。这次是沈秀英,沈德昌的妹妹,小他八岁。
秀英嫁给了东北的一个商人,姓赵,做皮毛生意。商人来北平进货,看中了秀英,托人来说媒。秀英二十九了,在乡下算是老姑娘,家里人都着急。沈德昌见过那个商人,四十多岁,长得还算周正,说话也客气。最重要的是,他答应带秀英去奉天,过好日子。
“哥,我想好了,”秀英坐在铺子里,手里绞着一条手帕,“跟他去奉天。”
沈德昌看着她。妹妹瘦了,眼角有了细纹。在乡下这些年,她不容易。爹娘走得早,长兄如父,他这个当哥的,没照顾好妹妹。
“你想清楚,”他说,“奉天那么远,人生地不熟。万一……万一他待你不好,你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我知道,”秀英低下头,“可留在乡下,又能怎么样呢?种地,织布,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我想出去看看,想过过不一样的日子。”
沈德昌不说话了。他理解妹妹。静婉当年,不也是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才跟着他这个老厨子,从王府到乡下,从格格到农妇吗?
“他……对你好吗?”他问。
“好,”秀英脸红了,“每次来北平,都给我带东西。还说,到了奉天,给我买皮袄,买金镯子,让我当少奶奶。”
沈德昌心里一沉。这些话,他听着不踏实。商人重利轻别离,他是知道的。可看着妹妹眼里的光,他不忍心泼冷水。
“什么时候走?”他问。
“下月初,”秀英说,“从北平坐火车,三天三夜到奉天。”
又一个人要走,去更远的地方。沈德昌觉得,这个家,像一棵老树,叶子一片片地掉,枝干一根根地断。
“哥,你放心,”秀英握住他的手,“我会常写信的。等我站稳脚跟,接你去奉天看看。听说奉天的冬天可漂亮了,雪下得老厚,屋檐下的冰溜子有这么长。”她比划着,眼睛里满是憧憬。
沈德昌点点头,笑了,笑得很勉强。
秀英要走了,得准备嫁妆。虽然是二婚,虽然是远嫁,但沈德昌不想让妹妹太寒酸。他翻出静婉留下的一些东西:一块绸缎料子,是静婉做旗袍剩的;一对银镯子,是静婉戴过的;还有几件细软,都是静婉生前喜欢的。
“这些你带着,”他把东西包好,递给秀英,“到了那边,想家了,就看看。”
秀英接过,眼泪掉下来:“哥,我对不起你。你养我这么大,我没报答你,还要你贴补我。”
“说什么傻话,”沈德昌拍拍她的肩,“你过得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夜里,秀英住在铺子里。她和嘉禾挤一张炕,兄妹俩说了一夜的话。秀英给嘉禾讲东北的故事:长白山的天池,松花江的冰灯,还有那些穿着皮袄、赶着爬犁的关东人。嘉禾听着,像听神话。
“姑,奉天有饽饽铺吗?”他问。
“有,肯定有,”秀英说,“等姑到了,给你寄奉天的点心。听说有一种叫‘老边饺子’的,可好吃了。”
“那您学会了,写信告诉我怎么做。”
“好,姑一定学。”
天快亮时,秀英才睡着。嘉禾却睡不着,他看着姑姑的侧脸,想起叔叔走的那天,想起娘走的那天。这个家,人越来越少了。
第二天,沈德昌开始给秀英准备路上用的东西。干粮要带足,火车上东西贵。水壶要装满,路上渴了能喝。还有棉衣,奉天冷,得穿厚点。
他翻出家里最好的棉花,最好的布,要给秀英做一身新棉袄。可他不会做针线,静婉在时,这些都是静婉做的。
“爹,我来吧。”嘉禾说。
沈德昌一愣:“你会?”
“娘教过我一点。”嘉禾说。
他拿出针线筐,那是静婉留下的。里面有各种颜色的线,有顶针,有剪刀,还有静婉用了一半的粉饼——在布上画线用的。
嘉禾坐在灯下,开始裁布。他的手很稳,刀很利,布裁得整整齐齐。然后铺棉花,一层,两层,三层。棉花要铺得匀,不能厚一块薄一块。
他开始缝。针脚很密,很匀,像静婉缝的一样。沈德昌在一旁看着,眼睛湿了。他想起静婉教嘉禾认字,教他缝扣子,教他做人的道理。静婉不在了,可她教的东西,还在。
缝到半夜,棉袄做好了。厚实,暖和,针脚细密。嘉禾又缝了一双棉鞋,鞋底纳得结结实实。
“好了,”他把棉袄棉鞋叠好,放在秀英的包袱里,“姑,路上冷,您穿这个。”
秀英接过,摸着那细密的针脚,眼泪又掉下来:“嘉禾,你……你跟你娘一样,手巧,心细。”
嘉禾低下头,没说话。他想娘了。
秀英走的前一天,沈德昌把家里最后几块大洋拿出来,塞进棉袄的夹层里。秀英看见了,不要:“哥,你留着,家里用钱的地方多。”
“拿着,”沈德昌很坚决,“穷家富路。到了那边,万一有个急用,不至于抓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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